据海关总署数据，2013年我国全年共进口小麦550万吨，同比增长49.3%。尽管这一数据的绝对值低于多个机构早前的预估，但同比大幅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过，就当前国内小麦较为强劲的行情看来，即使小麦进口规模保持高位，仍难以抑制国内麦价整体上扬的趋势，对国内麦市尚未造成较大的冲击。但考虑到国内小麦结构性供需不平衡和整体种植激励下降的问题，进口麦对国内市场可以说是尚无近忧，但有远虑。
尚无近忧：市场和政策因素为国内麦市形成保护壁垒
首先，现阶段国内麦市尚未感受到与大米市场一样的来自进口粮食的威胁。如果仅按规模看，实际上小麦进口的数量并不少，2013年小麦进口量占全年小麦总消费量的4.3%，而大米全年进口224万吨，仅占全年大米消费量的1.5%。从这个角度看，进口小麦对国内麦市的冲击应该比大米要强，但大米行情和小麦行情的迥异走势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分析，进口麦之所以尚未严重冲击国内麦市可归结为市场原因和政策原因。市场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方面，进口来源国的差异决定了进口小麦对国内小麦的比价优势远低于进口大米对国内大米的比价优势。我国小麦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为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基本上只能通过远洋航运，税费占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根据相关机构数据，比较2009年至今的美麦到岸完税价和郑州中等小麦成交价，大部分情况下美麦的到岸完税价均高于国内麦价。不过，如果把美麦到岸完税价换成FOB价与国内小麦相比较，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情况下美麦FOB价均低于国内小麦价。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进口小麦与进口大米一样，在本国的售价均比中国国产粮食要低，但由于区位不同，进口至中国的成本差异较大，导致前者比价优势降低。当前，国内外麦价走势有较大背离，国际小麦到港完税价比国内小麦低200元/吨以上，但越南大米进入国内市场后的价格比相应品种要低600元/吨以上，后者的比价优势非常大。
另一方面，上述属性差异也决定了进口小麦走私的难度远高于大米。进口小麦基本靠港口进出，监管较为完善。而大米进口，尤其是越南大米进口，可以经过边贸，走私相对容易。考虑到走私大米的数量（业界猜测与正规进口量不相上下），进口大米占总消费量的比值要提高一倍，真实的冲击更大。广东规模较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就反映，2013年上半年从内陆运入广东的大米量同比减少了40%，而需求相对稳定，因此可以判断减少的量大部分由进口米来补充。
二是在国内新的小麦加工行业布局下，进口小麦对国内小麦的比价优势下降。这与当前我国小麦加工行业的布局密切相关——小麦产区销区化的趋势。随着小麦产区加工业的发展，小麦产区逐渐变成了产销平衡区，很大一部分小麦都直接在当地被加工成成品粮，再销往全国各地。同时，很多销区的加工厂也热衷于到产区建厂，以降低原粮运输途中的损耗等成本。目前河南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5%左右，而其小麦加工能力已占到全国的30%以上。由于河南、河北等小麦产区并非沿海地区，进口小麦到港之后仍需加上港口至产区之间的运费，降低了进口小麦的比价优势。由于区位问题，广东地区对进口麦的需求则仍然相当旺盛的。去年广东很多面粉企业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全年面粉的采购，主要以进口小麦为主。但随着加工企业向主产区转移，进口麦对全国麦市的整体冲击降低。
三是小麦总体供应虽相对充足，但结构性供需失衡使得品质好的小麦价格坚挺，而进口麦作为优质麦的重要补充，使得其对国内麦市的冲击不如大米般激烈。
有业内人士表示，去年已确定的软质小麦多为中储粮总公司购买，将被用来补充竞拍和收购减少而降低的临储库存，这部分小麦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市场。这意味着2013年进口小麦的规模虽有可能大增，但大部分进入了国家库存，这是国家利用国际市场进行调控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进口大米的主体以企业为主，直接对市场造成冲击。
已有远虑：内部供应不足和外部低价优势形成合力
而远虑在于，国内小麦种植激励乏力和优质麦供给不足，导致麦市总量和结构性供需失衡的风险加剧。如此一来，小麦价格将继续上升，进口小麦的比价优势将持续扩大。在内部供应不足和外部低价优势的共同夹击下，尽管国家政策为其筑起了较为厚实的壁垒，国内麦市也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尤其当前面粉行业与大米行业一样，都面临着“稻强米弱、麦强粉弱”和产能过剩的局面，在托市收购政策下，原粮成本压力有增无减。一旦国内外麦价拉大到足以弥补其他附加费用的时候，进口麦将会以更多“市场麦”而非“储备麦”的形式出现，届时对市场的冲击将更为直接。
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优质麦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当前处于“低水平均衡”的局面必将被打破，优质麦供应不足的问题势必被放大，品种种植结构失衡日益突出。其实从1997年以来，我国小麦的种植就开始出现结构性过剩，普通小麦大量积压而优质小麦却不足。并非加工企业崇洋媚外排斥国产麦，而是国产麦的品质实在难以与进口麦竞争。现阶段，面粉行业面临着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困局，从企业结构上看，生产粗放、技术水平低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多，产能利用率较低，但能与国际粮商抗衡的大企业少。从产品结构上看，普通面粉较多，专用型、功能性产品偏少。这意味着未来面粉行业整合的两个大方向将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淘汰一大批无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几家能与国际粮商抗衡的大型企业；和产品向细化、精化、特色化的转变。这都要求作为原料的小麦供应质量提升，优质麦的市场容量将大为扩展。
此外，不仅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小麦“总量充足”的局面也将受到挑战。2013年，国内小麦产量有所下降，而且是质、量齐降，有机构预测，2013/14年度全国小麦总产约2098亿斤，较上年度减60亿斤（统计局数据冬小麦产量2313.4亿斤，较上年增29.6亿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小麦比较收益降低，导致农民种植意愿下降，播种面积减少。总体看，未来我国小麦产量的担忧来自于激励制度，而非技术问题。从技术角度看，尽管存在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因素的制约，但通过提高单产、加强基础设施和中低产农田的改造等手段，仍有较大的增产空间。因此，小麦，或者说国内粮食增产的关键都在于激励制度。近年，土地抛荒的新闻不绝于耳，这充分说明了资源不是不足够，而是农民的“意愿”不高。如果说前几年农民这样的季节性抛荒只是局部迹象未对全国小麦产量带来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当前我们就一定要关注这个连锁反应。当越来越多农户认为种小麦不赚钱而改种其他作物或干脆什么都不种，而我们又无法承受因此大幅上涨的麦价的时候，市场的供求就会失衡。
结构性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个激励问题。实际上，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小麦生长自然条件与美国、加拿大相当，但为何国产优质小麦品质就是不高呢？研究指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产优麦种植规模小，种植分散。优质小麦要求连片种植并单收、单打、单贮，才能有效保证优质小麦的品质。而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小麦都是按不同的生态区划定种植区域，一个区域内大规模连片种植同一个品种，从而保证了小麦品质的稳定。但目前我国优质小麦仍然采用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模式，一个乡往往种植几个乃至十几个不同的优质小麦品种，优麦品种混杂种植，导致品质严重下降。二是，当前托市政策对于普麦的支持力度远大于优质麦，这实际已经影响到高品质粮食的生产和推广了。日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在“清华三农论坛2014”上指出，由于优质粮食和普通粮食之间没法拉开价差，且优质粮食抵抗自然灾害性能低，导致亩产较低，农民自然愿意种普通粮食，这不利于粮食结构的优化。而不少地方在发展优质小麦时，只顾层层订指标、下任务，却漠视优质小麦的试种示范工作，匆匆引导农民种植不适合本地区生态的优麦品种，导致优麦品质严重下降，也打击了农民种植积极性。
市场vs政策造血vs输血
由此，如何设计激励制度，提高农户的小麦种植积极性和促进种植结构的优化，是未来我国能否走出供需困局和应对进口小麦冲击的关键所在。一个行业，一件商品要有竞争力，必须得有高的比价优势。对于粮食这种一直被视为“特殊”属性的商品，我们通常通过补贴来维持相对低的市场价和农民的高售出价，但这无疑会让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实际也是每个纳税者的负担）。而当前我们实行的托市政策，更在加重财政负担的同时，令粮食的市场价格也被抬高了，使我国成为全球粮价的高地，国内外越拉越大的价差像漩涡一样吸引着进口粮食进入中国市场。因此，这种模式是难以持续的。目前，托市政策的改革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这里面不仅有经济效率的考量，更有粮食安全的考量。因此，这是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而国家也明确表示，今年将继续实施稻谷、小麦的托市政策。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补贴政策都是只能起到“输血”作用。对于习惯了输血的扶持对象，我们不能一下子停掉，但要尽快培养其造血能力。从来只有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行为才能持续下去。显然，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使得继续依靠农业补贴提高来刺激粮食生产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要达到长期有效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程度，起码要增长十倍（据统计，2011年农民年家庭收入约为38000元，但务工家庭收入为务农家庭的10倍），这是个天文数字。中国仍有近7亿农民，而美国农业人口不足2%，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155个美国人，98%的人补贴2%的人负担自然小很多。即使是这样，2012年6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包括削减已实施20年的直接支付农业补贴的法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削减赤字。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农业人口占比仍高企的我国就更不可能依靠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形成根本的长效的刺激了。
因此，要真正提升国产麦的比价优势，就要切实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我们可以更多地借助市场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进一步完善土地流通，促进规模化种植。只有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才能在不加重国家和消费者负担的前提下保持生产积极性。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实现了转移，为土地的集中种植创造了条件。同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节约了大量劳动力，为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
而规模化种植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完善的土地制度至为关键。只有给农地流转一个明确的、有执行力的法律环境，其中蕴含的民间力量和市场的智慧才会迸发出来，使种粮成为真正赚钱的事情。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少不了政策赋予农民长期的承包期限。如果政策只给予农民几年的承包期，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积极性去经营自己的责任田的。土地的流转如果大部分是短期的，人们就难有专心经营的积极性，也不会在短期承租的土地上做长期的投资，这对于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改革就成为一个亮点，市场对于农地入市抱有很高的期待。当前的步子还迈得很小，很多细则都未出台，但市场各路资本已经蠢蠢欲动，包括联想、京东、网易等强大外来资本，和很多承包自己村里土地的本土资本。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就是一个规模化的概念，真正培育一批职业农民，让农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
如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有其他行业一样，粮食行业也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盈利能力，提高内生的造血功能，才能应对诸多舶来品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