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粮食安全定义是“粮食安全是一种状态，任何人任何时候对充足、安全、具有营养价值的食品，具有食物、社会和经济上的获取机会，以满足他们活跃和健康生活食用的需要和偏好。”按照这个定义，中国的确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但是高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盲目追求自给自足，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分配不均是粮食安全的挑战
从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年年超过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00公斤。而2007年城镇人口年人均粮食消耗大约78公斤，农村人口消耗大约200公斤，远远少于人均粮食占有量。从数据看，中国并不存在粮食不够吃的情况。
对于城镇人口来说，每人年平均消费大概在11242元，而花在大米白面这些粮食上的钱为328元。农村人口每人年平均花在粮食上的钱为1600元，而每年总人均消费为3660元，粮食消费占了总消费的44％。城镇人口每年购买肉蛋奶的钱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口这方面的消费。
如果按照粮食安全的国际定义，中国农村人口显然还没有达到“粮食安全的状态”，从消费比例上就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还不能在“任何时候都随心所欲的购买满足食用偏好的食物”。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分配不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蒂亚(AmartyaSen)的研究可以证明，饥荒不仅仅发生在缺少粮食的时候，更会发生在因体制设立问题导致粮食分配不均的社会中。
资源乱用滥用是粮食安全的威胁
在各种粮食品种中，稻谷生产需水量最大。按理说，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南方地区应该贡献最多的稻谷产量，但是随着这些年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耕地减少，劳动力也大量流出粮食产业，稻谷的产量逐年减少。反观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北方地区，如华北平原，黑龙江三江平原却在大量超采地下水灌溉，力争“年年粮食产量创新高”，华北平原已形成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开采漏斗区。就连生态环境差，土地贫瘠的黄土高原地区也想尽办法，耗尽资源种粮食，实在让人费解。
在经济学中，有机会成本概念，简单说就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种粮食也有机会成本，为了追求粮食产量而耗尽本来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人力物力，特别是自然资源，值不值得呢？
笔者并不是说不应该追求粮食增产，在适合种粮的地方，搞产业化种植，提高效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提高粮食产量当然好。但土地，气候条件不适合种粮的地方，就应该放弃种粮，比如在黄土高原地区，为何不退耕种树种草。黄土高原地区年产粮食大概700万吨，退耕还林不会对整个中国粮食产量产生大影响，但是却会赚回大片森林资源，既改善水土，又保护环境。
粮食进口不是粮食安全的死穴
一提到粮食进口，大家马上就绷紧了铉，觉得我们的粮食安全出问题了。为什么进口粮食，粮食安全就出问题了？进口粮食正是要给国人消费的，大家有粮食吃，还有什么安全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出口国家就会用粮食做筹码制衡进口国。如果回到五六十年代，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60％的今天，还谈这个问题就未免有点不切合实际。很多“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都是依赖进口，比如种粮食用的钾肥，对外依存度高达67％。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各个国家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资源互补，达成进出口贸易，有很多贸易往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就拿笔记本PC机来说，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欧盟，而制造笔记本必需的液晶显示版和半导体分立器件，中国则要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进口。很多贸易往来中，一国既是出口国，又是进口国，制衡对谁都没好处。
如果中国完全取消与别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的GDP恐怕要倒退90％，大量工人下岗，没钱养家糊口，这个恐怕才是安全问题。
控制粮食价格不是保证粮食安全上策
另外，有人认为如果进口粮食，国内粮食价格会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变化，这也是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其实不尽然。以小麦价格为例，因为极度短缺，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小麦国际市场价格涨了三倍。假设中国所有小麦都进口，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导致城镇人口每年每人多花600元买粮食，每个农村人口每年每人多花1500元买粮食，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在11242元的消费中再多加600元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对农村人口来说，增加的支出是个负担，如果城镇人口为农村人口负担这多出的1500元，城镇人口的年收入会减少12％左右，也不会牵涉到“生死存亡”。可见这是分配问题，不是安全问题。
如果单靠自给自足，政府控制粮食价格，搞计划经济当然可以，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死胡同。为了保障自给自足，国内粮油棉的价格就要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很多，受害者是谁呢？是每年40％，50％消费都是用来买粮食的农村人口。另外，为了自给自足，就要人为压低农民的收入，这更是雪上加霜。
价格波动又有什么不好呢？价格波动可以有效率的分配资源。价格提高会给农村人口带来压力没错，但是就像上面说到，这主要是因为分配不均造成的。控制粮食价格倒不如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地区福利体制，合理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