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是由联合国环境发展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方共同出资建立的政府间农业问题评估机构，有“农业的IPCC”之称。近日，就近来广受关注的转基因问题，该机构联合主席汉斯·海伦(HansHerren)在北京“食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他表示，转基因技术存在风险，为增产而贸然推广转基因作物可能是“饮鸩止渴”。而且，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效果足以替代转基因技术的生态农业方法。
转基因不一定带来增产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对一些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观察，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尚未发现问题。你认为，这是否能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
Herren：年头长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如果观察长期的生态影响，或许观察期应该超过25年，看看土壤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粮食不仅与其自身相关，也与其生长环境相关。例如，当我们使用抗除草剂(作物)时，也应该考虑除草剂的影响，需要做长期的观察，因为除草剂可能流入土壤，通过新陈代谢影响水体、人类和动物。我们知道，许多除草剂对新陈代谢的作用与荷尔蒙类似。最近科学研究已经显示，荷尔蒙的变化能使雄性青蛙变成雌性。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目前进展极其有限。
再说一遍，我并不是判断好还是不好，而是说我们还不了解。我们应当了解在生态方面的影响，比如基因漂移，花粉漂移到邻近的相关作物上，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已在大力推进，获得大量利润。人们认为(转基因技术)没有问题，可以使用。不是这样的，想想过去的杀虫剂问题，人们当时说杀虫剂是健康的、安全的，但20年后，我们才发现，杀虫剂有多种副作用，对人体也有害，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长期影响。我认为，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种技术都应该得到适当的考量，而不必着急。
我要强调一点：转基因作物并不会带来更高的产量。大豆的产量甚至会减少，因为植物产出了其他东西，比如抗除草剂功能会导致产生抗虫的二口恶英。由于削弱了杂草和病虫的侵害，常规情况下的减产可能得到缓解，但这只是初期的情况。几年之后，这种红利就消失了，因为害虫有了抗体，需要更多地喷洒农药。上周，印度出现了棉铃虫对转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的案例。这是在田间发生的第一件此类案例。我们以前就预测到会有这样的事。
另外，BT转基因棉花所抵抗的只是棉铃虫，而其他的害虫增加了，结果是要喷洒更多的杀虫剂。看一看中国的数据，就会发现，杀虫剂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我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转基因并不是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系统性解决问题，就要减少农业上的资本投入。
我在非洲居住过27年，大量研究的试验结果证明，通过完全有机的方法，最多可能在三年内将土地的单产增加10倍，平均增产也达到2~3倍。这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食物所需。
应让中国消费者了解转基因
日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国内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辩论？
Herren: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推销转基因水稻、玉米、大豆、向日葵等这些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理论上，转基因作物旨在对付病虫害，但我们已掌握了将某些不同的作物混种的方法，可以有效对付病虫害，对生态也不会有影响。采取轮作、混种等生态的方法，能够增加土壤肥力，减少化肥的使用，意味着减少对植物正常生长过程的干扰，使生长趋于平衡，也就抑制了虫害的发生。完全可能通过比转基因成本更低、更可持续的方法，达到人们希望转基因作物实现的目的。
中国政府支持转基因作物推广，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感到忧虑，相信转基因可以增加产量。但我认为，如果人们认真地看一下数据和其他选择，就会发现，增产只是短期的，长期来看效果将会消失。中国应该采取更加环保、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措施，因为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化肥的影响，不久即将面对土壤问题。
所以，我们应当在今天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转变农业方式，而不是等到已经毁掉土壤、带来其他问题时再来弥补。
总之，为了增产而种植转基因作物，无异于“饮鸩止渴”(stop-gapmeasure)。基因污染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伤害生态的自我复原能力，从而削弱了大自然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并且，不妨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农业的资源投入，已达到了每生产1卡路里热量就要消耗10卡路里的程度。这简直是疯狂。我们需要用最小的卡路里投入带来最多的产出，这就要求增加人力的投入，但趋势恰恰是农业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少，同时各国却有10%甚至更多的人口失业，这是不对的。
我想，争论并不意味着欧盟在转基因政策上有任何放松。目前正在讨论转基因抗除草剂荷兰豆，但转基因抗除草剂并不一定是好事。孟山都正在研究抗枯叶剂的植物。枯叶剂早在许多年前就被禁用了，只是因为最近抗除草剂作物的出现，杂草的抗药性越来越强，不得不使用更多、更强的除草剂。孟山都甚至试图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合法化。我们正在倒退到那个二口恶英更多、除草剂更多的时代，只是因为我们滥用了现有的技术。
日报：我们看到，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农业公司先后退出了IAASTD，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Herren: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满意IAASTD报告对杀虫剂的尖锐批评。在过去50年里，化工行业明知杀虫剂有害环境与人体，依然大力推销。
原因之二是IAASTD的报告对生化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前景持消极态度。并不是说公众不应采用此类技术，我们只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类技术满足了任何实际需要。转基因技术带来了抗药性，结果是今天比过去使用了更多的除草剂。我们已经知道，达到目的还有其他方法，如生物防治等。人们说：“我们需要转基因作物以便减少使用杀虫剂。”但实际上，采取正确的农业措施，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也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所以我们说，“要做正确的事”，关注植物健康、土壤健康，并不需要转基因。
但那些公司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们需要卖出转基因农作物以获得利润。下一步，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制造出抗干旱的作物”,这像是一种综合征。几千年来，农民已经从一些自然环境中获得了十分抗干旱的作物。完全可以不用转基因技术，而通过农业措施来达到目的。
我们的报告希望让人们了解,应该发挥农业系统的自我复原能力。因为，人们越把农业复杂化，就越可能将问题推向一个极端，也越可能带来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从长远考虑，人们应当更多地顺应环境。
日报：许多人将IAASTD称为“农业的IPCC”,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Herren:IAASTD的建立与IPCC不同。IPCC起初是由一群科学家建立的，尽管后来成为一个常设国际机构，但仍由科学家来主导。IAASTD的主导方涵盖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等，范围非常广泛。IAASTD的运行由一个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是来自各个主导方的代表，这个小组影响着每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撰写者及撰写方式。可以说IAASTD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我们正在同各国商讨，以使IAASTD成为类似于IPCC那样的常设机构。要知道，IPCC曾经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
日报：对中国发展可持续农业以替代转基因技术，你有哪些建议？
Herren：首先，中国的消费者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们所购买和食用的产品的生产过程。现在提供的信息远远不够。不仅应该在有机作物上贴上标签，也应该给未使用杀虫剂的或其他通过可持续方式生产出来的农作物贴上标签，这样消费者就可以决定他们要买哪一种，从而给农民的生产提供反馈。只有消费者变得更加警醒，对食品生产过程透明度的要求更高，现有的工业化、高投入农业才能发生转型。
其次，政府也需要更多地支持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以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并将他们的创新成果普及到农民手中。
第三，政府应当为农民的农业转型提供财政补贴，以使农民不必承担太多债务。
最后，生态农业系统应当给农民的恰当行为以回馈。由于生态农业能够吸收碳排放，城镇居民应当为此向农民支付一定的费用。经济学家也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既使农民收入足以支持体面的生活，也让低收入人群能够买得起食物。
中国的优势在于，一旦做出决定，就能很快付诸行动，不必被美国式的冗长议会辩论所束缚。
转基因背后有游说集团
日报：对于欧盟议会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有何看法？
Herren：同美国和其他地区一样，欧盟内部要求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压力很大，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大公司，他们对政界构成了游说集团。我曾经在欧洲各地做过反对转基因的演讲。在欧洲，反对力量主要来自民众，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转基因”，不一定是因为转基因有害，而是因为土豆、荷兰豆等作物的产量充足，价格也合理。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将会导致农业向大规模生产的方向发展，对传统的中小规模生产将是重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