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米价格为例，泰国、越南、印度、埃及等大米输出国近几个月先后宣布限制大米出口以保证本国供应，导致3月份国际大米价格继续大幅上升，离岸价由月初每吨467美元上涨至月底的608美元，尤其是3月27日泰国大米出口报价比上月暴涨30%，创下20年来的新高。与上年同期相比，3月份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价格分别上升了137.5%、36.4%、79.2%、66.6%。
粮食危机已在世界广泛地区诱发动乱：海地总理亚里克西成为此轮危机中首位下台的国家领导人；在泰国的几个稻谷生产区，盗窃粮食行为甚至发展到大片大片成熟的稻谷深更半夜被人偷偷收割走；联合国过去3个月内救济达尔富尔难民的56辆卡车粮食被人劫持，至今不但36辆卡车和粮食仍无踪影，且24名司机仍下落不明；在多个国家，政府把粮库列为军事重点保卫场所，增加重兵把守；非洲、拉美十多个国家已发生大规模粮食骚乱，部分国家危机仍在进一步恶化。
不可否认，现代国际社会并非第一次经历粮食危机。如1972年前苏联天灾造成的粮食巨幅减产，就曾诱发世界小麦、大米和玉米价格成倍增长。然而，此轮粮食危机却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往的危机要么因为天灾，要么来自战乱。今天的危机则是粮食国际供求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使然。
布朗把此轮粮食危机比喻成8亿辆汽车与8亿饥民间的“夺粮大战”：发达国家要让8亿辆汽车烧乙醇应对油价上涨，却因此使世界上8亿穷人陷入吃不起粮或无粮吃的危机。包括布朗在内的多数专家认为，推动此轮粮价暴涨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大规模发展生物燃料。有预计显示，今年美国用于乙醇提炼所需的粮食将达1.14亿吨，占美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8%。布朗所长的研究表明，仅此一项，就使国际粮食需求的增长幅度，由2005年的2000万吨，提高到现在的5000万吨。
导致粮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是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有4亿人成为中产阶层并因此正在改善其饮食习惯。这类人对肉、奶、蛋需求比例的上升，大幅提升了粮食的需求，因畜牧业要产1斤肉需消耗4－7斤粮食。
在粮食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的增幅却因各种原因大幅滞后。天灾自不必说，气候变暖也是粮食减产中日益严重的因素。另外，人为因素也在上升，如农业国快速城镇化，乃至高尔夫球场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导致大量可耕地丧失。这些都是造成粮食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从发展趋势看，鉴于此轮粮价危机与以往的实质区别是结构性的，所以目前的粮价上涨趋势就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扭转。为避免粮价、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为社会动乱或国家危机，国际社会就必须及早协调行动，控制粮食危机的事态发展。否则，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穷国，就可能步步滑向“战乱国”或“失败国”，从而对世界和平形成更大威胁，使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