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究竟是什么样的背后推手在不断拉高全球农产品价格?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背后又有怎样特殊的国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确保农产品供求平衡,构建稳定、安全的农产品生产保障体系?
农产品价格普涨的背后
“全球农产品价格不大可能在最近下降。”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所长乔驰·冯·布朗肯定地说。
布朗的依据在于,新生力量正在改变全球食品消费、生产和市场格局。从需求看,人均收入提高,消费偏好也随着城市化和生物燃料的生产补贴发生变化;从供给看,农产品生产率增长缓慢、存货量低、气候的变化也极大影响了供给量。
布朗认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世界农业格局的失衡和农产品价格的飞速上涨。
其中,谷物类价格的上涨尤其显著。从2000年起,小麦价格增加了超过三倍,棉花和大米的价格上涨也超过了两倍。即使考虑美元贬值因素,价格上涨仍然很明显。
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的分析显示,谷物类和肉制品的价格将要继续上涨。大米、小麦、玉米的价格增幅在2015年前也将达到20%。牛肉、猪肉和家禽产品的价格预计也将在未来10年增长10%。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CPI上涨了4.8%,食品价格的贡献高达93%。1994年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幅度高达21.7%,食品价格的贡献高达60%。
韩俊表示,在过去30年,中国有三次通货膨胀的高峰,这三次高峰都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并存。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一项研究可以证明中国这三次通货膨胀高峰根源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看来,对中国而言,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助长了国内整体的涨价预期,是推动、促成相关产品涨价联动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
“这次农产品上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马晓河对本报记者说。
马晓河分析指出,禽畜肉类、油料和大豆价格的变化启动了本轮上涨的进程,这些产品价格长期低迷使得生产减少、产量下降。供给下降而需求旺盛,便形成了自发性涨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则是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
与此同时,随着外出就业工资的不断上涨和就业机会的扩大,投入于农业生产的劳动机会成本也在不断扩大,农业雇工费用持续提高。马晓河认为,这种心理成本和实际成本的不断积累、上升,是推动农产品整体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
而货币的溢出效应显然放大了农产品的涨价趋势。马晓河分析认为,货币的超量供给,通过溢出效应首先分摊到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上来,然后再向各个产业领域传递。“在货币溢出效应下,货币对农产品价格的分摊机制是有明显特点的,就是不论农产品是否增产,其价格都要上涨,而供给严重不足的农产品往往带头涨价,且上涨幅度大。”
构建农产品生产保障体系
有鉴于对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的分析,马晓河提出,当前国家需要着重考虑如何吸取本次涨价的经验教训,构建稳定、安全的农产品生产保障体系。
他建议,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支持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增加,构建有利于稳定增加农产品供给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提高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流动性过剩。马晓河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农产品价格上涨并不会产生通胀。但是在存在比较严重流动性过剩的时期,通胀潜在压力不断加大,任何一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都有可能成为全面通胀的导火索,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农产品价格也不例外。
因此他认为,从近期看,国家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加大调控力度,减少流动性过剩,改变流通中的“货币篮子”和“食品篮子”两者的数量比例关系,挤出货币溢出效应对农产品涨价的影响。
考虑到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及外资对某些农产品行业的全面控制,马晓河建议全面评估大豆、植物油产业状况,深入研究并制定相应战略对策。“否则,这轮价格上涨出现的问题在以后的发展中将会不断出现。”
马晓河提出,鉴于此次世界范围农产品涨价与欧美当前的生物能源战略直接相关,以玉米、豆油为原料的生物能源发展方向直接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并直接波及中国,中国应当尽快制定适合中国的生物能源发展战略,使之与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目标相协调,促进农业与能源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而布朗则建议,全世界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合作和调节机制,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巴西、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基金会、私人企业和全球性的研究机构都参与进来,共同建立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