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末以来，随着部分粮食品种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食用油、肉、蛋、奶等价格大幅提升，粮食问题又一次受到空前关注。这既因为粮油副食品价格关系民生之根本，也由于它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主要指标，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对象。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粮价上涨的原因、传导机理还有一些争议，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因此，当前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野重新审视本轮粮价上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价格曾出现过三次上涨。第一次是1988至1989年粮价上涨。这轮上涨的机理是价格“闯关”引发的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对粮价的拉力，再加之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推力，形成价格上涨局面。第二次是1993年末至1995年的粮价暴涨。这一轮上涨的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投资过热，金融系统失控，由此引发的全面通货膨胀迫使真实粮价在谷底反弹。而发轫于2006年末的本轮粮价上涨却与前两次上涨大不一样。如果把前两次粮价上涨的关键词定义为“体制转轨”与“总需求拉动”，那么，本轮粮价上涨的关键词就是“新国际化”与“价格输入”。新一轮国际化所改变的粮食供需格局及其外部环境导致国际粮价上涨，而由于部分粮食品种的大规模进口，国际高粮价输入国内并逐步传导扩散，形成国内部分粮食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高粮价“借道”大豆输入国内
首先，“成本推动”与“货币流动性过剩”不是本轮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尽管由于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人工、农业生产资料等种粮成本上涨，但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2007年小麦、稻谷价格涨微小，与生产成本涨幅不匹配。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产业结构特征使这一传导路径受阻，成本上涨没能完全传导至粮食价格。据笔者调查，2007年，农民种植小麦、稻谷的纯收益同比在下降，因此，当前生产成本上涨更多地体现为农民种粮纯收益的减少。另外，国内货币供应量增速持续保持高位对粮食需求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它对下游粮食价格传导作用非常有限。一方面，粮食需求弹性较小，即使消费者出现所谓“货币幻觉”，新增消费能力也很少用于购买粮食；另一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初截然不同，本轮粮价上涨虽然伴随着所谓货币流动性过剩，但PPI并未出现大幅上涨，CPI上涨的动因也仅仅是粮油副食品价格上涨，其他消费品没有明显涨幅。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货币流动性过剩大多消化在了房地产和 股票等资产价格的上涨之中，而不是粮价上涨之中。
其次，国内本轮粮食价格上涨的突出特征表明，国际高粮价输入才是根本原因。国家统计局农产品生产价格调查显示，2007年，小麦、稻谷生产价格同比仅上涨5.5%和5.4%，而玉米、大豆、油料生产价格则分别上涨了15.0%、24.2%和33.4%。从大豆、玉米等饲料粮价格往下游追溯到食品价格可以发现，食品中价格大幅上涨的也是油脂和肉禽，而非基本口粮。这说明是大豆与玉米价格上涨影响饲料价格并最终传导至肉禽、油脂（当然，肉禽价格上涨还有疫病造成供给减少的因素）。为什么小麦、稻谷、玉米价格微涨而大豆价格却猛涨？如果我们把国内外粮价走势与中国粮食产品的进出口数据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粮食产品是否净进口与其价格是否与国外联动紧密相关。2007年初至2008年2月，CBOT大豆期货指数上涨了109.2%，玉米期货指数上涨了48.6%，小麦期货指数上涨144.9%，而国内的大豆期货指数涨幅高达78.2%，玉米期货指数仅上涨了9.1%，小麦期货指数仅上涨了23.1%。除了大豆国内外价格走势基本同步之外，小麦、玉米价格均呈现国外猛涨国内微涨。与此相印证的是，中国是玉米、小麦、稻谷净出口国和大豆净进口国。可见，由于国内大量进口大豆，使得国际粮食价格通过大豆贸易输入国内。
因此，整个国内粮价上涨的逻辑非常清楚：国际粮食价格的全面大幅上涨通过大豆贸易这一渠道传导至中国，并通过大豆与其他粮食品种的比价关系扩散，但由于我国小麦、玉米能保持国内供求基本平衡，并未对其价格造成较大影响，大豆则通过其产成品豆油、豆粕传导至其他油料和饲料粮，并带动了油脂和肉禽等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国际粮价暴涨的根源是新一轮国际化。
既然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国际市场输入，那国际粮食价格又为何暴涨？尽管影响粮价的因素很多，但站在历史和宏观的层面上探究，笔者发现，其根源来自于新一轮经济国际化。
新一轮国际化浪潮起源于本世纪初，它以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与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为标志，核心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轮国际化前所未有地冲击着粮食生产的供需格局与外部环境。
第一，新一轮国际化使全球粮食的供需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粮价暴涨的最主要原因。在粮食需求方面，油价大幅上涨使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替代能源的生产具有可行性，玉米、大豆中用于工业消费的比重大幅增加；中国、印度等国国民收入的显著提高使植物油脂和动物蛋白的消费量急剧上升，油料与饲料用粮需求也大幅增加。粮食传统的四大需求中除口粮和种子用粮消费量稳中有升外，工业用粮和饲料粮需求大幅攀升，对粮食供给的压力相当大。而在供给方面，与国际化同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总量增加，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而农业科技在经历了上世纪30_70年代“石油农业”与“绿色革命”之后,并没有取得重大革新，再加之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世界粮食库存逐年下降，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已由2000、2001年度的5.7亿吨下降至2007、2008年度的3.7亿吨，库存消费比大幅下降。因此，在粮食供给无法满足增长如此之快的需求的格局下，价格势必上涨。
第二，新一轮国际化所伴随的美元持续贬值以及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改变了粮食价格的市场环境，成为推动粮价上涨的助因。2001年初至2008年2月底，美元指数下跌幅度高达66.4%，也就是说，即使粮食实际价格维持不变，其以美元标价的名义价格也会上涨66.4%。同时，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又使得粮食期货市场成为国际投机资本逐利的重要场所，供需层面的一丝微小变动也会在期货市场上被放大，这也从资金层面进一步助长了粮价上涨。
第三，新一轮国际化所造就的人口大国崛起大幅增加了原油等资源性产品的需求，这种巨大需求与资源性产品供给瓶颈的不均衡导致价格上涨。2001年初至2008年2月底，剔除美元贬值因素，原油价格仍然上涨了约222%。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土地、农资、人工以及水、电、气等成本因素的上涨，把粮食生产成本推向新高，彻底改变了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而由于国内外农业生产的规模不同，国际上生产资料价格向粮价传导的路径非常通畅，因此油价成为推动国际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高粮价时代的政策挑战
尽管国内口粮供需目前能保持基本平衡，但国际高粮价输入所导致的粮油副食品价格上涨使政府高度紧张。为了稳定粮油副食品价格，进而防止结构性通胀向全面通胀转变，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生产和抑制需求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需要认识到，本轮粮价上涨是新一轮国际化背景下的高粮价对国内形成“输入型粮价上涨”，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基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政策手段，对国内外粮食市场的联系考虑较少，其有效性面临一系列挑战。
展望未来，新一轮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势不可挡，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在向国际市场不断输出需求的同时，高粮价又将通过国际贸易不断输入国内。随着国内外粮食市场联动机制加强，国内粮价变化不可能长时期脱离于国际粮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高粮价将成为一种常态，下一步的政策目标是，如何高粮价时代保持我国粮食价格的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