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7年，农业问题热点频现，其中对农民的补贴出现较大幅度增加，继前两年取消农林特产税、农业税后，各级政府又先后出台了各种农业补贴，如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油菜棉花奶牛生猪补贴等，不少地区还根据当地产业结构特点，推出了新扩良种茶园补贴、新建蔬菜大棚补贴等。
增加对农民的补贴直截了当地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也让农民亲身体验到了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折射出解决农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离不开国家对农民扶持力度的重要性。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三农问题中，又以农民增收最难解决。农民增收的途径，最理想的是把大量务农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在此基础上，推行规模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近年来，不少地区大力推行农民大转移工程，虽然成绩很大，但是困难也很大。农民进入城市，遭遇到就业竞争激烈的压力，房价持续攀升让农民望而却步，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的农民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同样艰难，这就主导了他们一方面不敢把土地流转出来给别人种，导致农业规模经营无法推开。另一方面又把增收的主攻方向放在了城市打工收入上，这就出现了城乡经营两头难以兼顾的尴尬境地。然而，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不失为提高农业效益的一种有效途径。去年，以山东省为例，新增高效农业面积４09万亩，累计突破３000万亩。但是，这些高效农业田块种植的大多是经济作物，单纯种粮基本不可能达到亩均效益３000元的标准。可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山东省又必须种足种好3000万亩以上的水稻。搞深加工或者提高单产，对粮食来说潜力又很小。因此，要提高种粮农民收入，出路只有涨价或者增加补贴。
无法回避的是，近年来，油、电、煤、水等基础产品以及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生猪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就在所难免了。目前，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已成为一种趋势，廉价农产品时代已成为过去，但是农产品价格涨得太快又会给消费者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带来沉重的负担。笔者认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增加补贴，或者补贴农民，或者补贴低收入群体。
事实上，对农民补贴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在美、加、法、荷等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很强，有人赞誉说，这些国家农业效益高，农业在一些国家因为效益低成为一种负担，但在这些国家却成了“会下金蛋的母鸡”。在光芒的背后是政府巨额的财政补贴，如果把这些补贴计入成本，很少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农业是真正盈利的。据有关资料，美国农民每人每年大约可得到4万美元的政府财政补贴，日本的补贴更高，农民每养一头奶牛，每年可得到大约9000美元的补贴。我国建国几十年来，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国家经济发展了，政府财政实力增强了，我们完全有义务、有能力不断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政策和科技都离不开投入，投入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种粮补贴是一种直接补贴，政府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也是一种间接的农业补贴。
提高对农民补贴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必须正视国家对农民补贴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比如，增加种粮补贴后，农民更加不愿意把农田流转出去，规模经营更难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到头来政府又得增加补贴，形成越补越高的恶性循环。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既能促进农民增收，又要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办法之前，增加农业补贴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同时，我们必须参考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在开辟农民增收的“第三条道路”时，既提倡农民兼业，又鼓励农民不脱离农业，帮助农民在其他职业方面形成新的收入来源，这样既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又可防止过分依赖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