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农民对农产品价格缺乏话语权。中国农民的特征是没有资金积累，必须靠出售农产品组织下季生产；或者是必须靠出售农产品来偿还银行贷款。同时还要以此来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所需。受分散经营、农产品鲜活不易保存、销售渠道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在生产之后急于立即销售。加上信息不对称，农民无法及时掌握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为此农民在农产品定价上很难有发言权，有时甚至连卖给谁都没有选择。
农产品在所有消费品中居于最基础的地位，对农民来说，它看似强势实则缺乏价格额外上弹的空间。除了市场因素外，当前农村土地分散、利用效率低，农民种植和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导致农业效率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进而使农民缺乏影响和掌控农产品市场和定价能力。
其次，加工流通市场问题重重。目前，在我国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营销等环节，特别是市场终端和农产品定价基本上被龙头企业控制；市场基本是以行政区域为依托，人为的条块分割，严重阻碍了农产品合理流通；缺乏全国性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农产品大市场，现有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很少，对整个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有限。
农业生产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性，以粮食为例，粮食收获之后，农民就要把绝大部分粮食直接出售给国家指定的收购机构或私营的中介商。很明显，等到粮食涨价时农民是无法得到好处的。以养猪为例，在肉价最高的时候，生猪的收购价每斤也仅七八元，除去养猪成本，农民获利极其有限。但是，经过收购商、批发商、屠宰、零售等一系列中间环节以后，猪肉价格就达到了每公斤25元（批发环节），等最后到市民手上，每公斤猪肉已经超过了30元。也就是说，流通环节所获取的利润要数倍于农民养猪的收益。
第三，农资价格水涨船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福建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显示，农产品涨价带给农民的实惠近一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抵消。每一次国家给农民的补贴，很大一块被生产资料供应商赚走了。最近几年，粮价一路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高，但他们反而因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而变得拮据，原因是粮价上涨速度没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速度快。这种现象实际上从几年前就已经出现，即使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也未能有实质性改变。
据国家税务总局测算，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250亿元，平均分摊到全国近9亿农民的身上，人均为138元左右。但是，生产资料的涨价压缩了农民因取消农业税获得的好处。以辽宁凤城市为例，现在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4.4元，比2007年年初的9元/公斤涨了近6块钱，养猪户每养一头猪平均能赚500元，比2006年多赚300块钱。但由于仔猪价格暴涨，每公斤在40元到50元，加上玉米等饲料成本上涨，2007年出栏一头125公斤左右的生猪，其成本也要比2006年增加300多元，最终一算账，虽然农民养猪多卖了钱，可除去成本又基本上不增收。
第四，高物价加重生活支出。农民自身也是消费者，其生活支出一样受粮油涨价的影响。农民销售完自己生产的初级农产品之后，他们还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经过加工的粮油产品满足生活需要。从这可以看出，粮油的涨价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
有专家曾经测算过，在中国，农产品价格每涨一个百分点，通常会带来其他产品和服务涨价2.8至3.5个百分点，由于这些产品和服务范围广，这就带来了农业和农民的更大成本，相抵之下，农产品涨价就可能被抵消甚至产生负效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１月份城市ＣＰＩ上涨６.８％，农村则上涨７.７％。目前，只要工业品价格在城市稍微上涨，它们在农村的销售价就会成倍放大，而农民并无抵制这种涨价的能力。
农民没有在农产品涨价中得到实惠的根源是由“三农”的脆弱地位所决定的。我认为，要使农民从农产品涨价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地方政府应为农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通过信息采集、分析以及梳理，把供求关系及价格趋势及时发布到农业产业的每个环节，从而使产业链中每个经营者都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不妨给流通环节规定利润上限，这样一来，农民就不会在整个流通渠道利益中，分享最少利润。同时农民也要具备更强的市场意识，关注市场信息和市场行情，做到能够利用农副产品供求关系变化来进行生产决策，做到增产又增收。此外，农民的组织性程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农产品的期货市场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可以通过建立价值发现的机制来保障农民增产又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