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现在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还远远没有降到一亿人的水平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启动对农业免税、免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以后就可能进一步扩展到各种激励和补贴，以及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可以预料，其结果将会是粮食的价格涨到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正像在东亚三个经济体目前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其中日本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其大米的价格是国际市场价的6~8倍。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居民将必须为他们消费的粮食付出更高的价格，以便让较多的农民生活在农村。从技术上说，这也意味着农产品的贸易剪刀差的逆转，从过去的有利于工业品，变为大大有利于农产品。
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促进了粮食价格的上升，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它促使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民工荒”的现象可能会提早出现在长江三角洲和渤海湾地区。刘易斯的模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的转折点会提前到达。工资刚性、收入刚性、补贴刚性是现代经济学中的术语，说的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工资、收入和补贴，是只能涨，不能降的，一旦涨了以后，就很难再降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策设计，政府的拨款、投资和补贴就会像进入一个无底洞，越投越深，越投越不见底。
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谨慎处理对农业的激励和补贴，尽可能地把这一过程开始得晚一些。通过加快对农民子女的普及教育，通过鼓励农民转向服务业和其他产业，更多地鼓励农民依靠自己闯出非农出路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客观地说，从发展趋势看，现代社会中充满着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前瞻性的新农村的设计和强大的政策配套的诱导，大部分政府到最后都不得不在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采取保护农业的措施，不管经济成本会有多高，竭力维护农业生产和阻止农民人数的进一步下降。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由于政治结构的历史原因，农民一直都被组织成强大的政治利益团体（比如在地方选举中，农村的选票具有更多的代表权）。这些国家的农民，能比较容易地使用如“保障粮食供给”等政治口号，来为他们自己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利益。在法国，农场主们能进一步使用对农村庄院的怀旧情绪等传统的文化因素，来获得对农业的保护，农村劳作被提升为一种应受保护的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农业在法国只占GDP的3％，法国的农场主总数约50万人，只占劳动力的4％。但是，按有争议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的规定，这一批具有特权的人群，每年吃掉欧盟全部补贴费用的20％（在2004年大约是440亿欧元）。而其他96％的法国人还要付出昂贵的费用来购买他们生产的食品。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对200多万农场主的补贴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农场主每年的最高补贴为36万美元。这种因为政策的“走火入魔”所造成的教训是非常沉重的。而且历史证明，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就很难再摆脱。
支持高成本农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粮食供给的安全性问题，也即是一个国家的粮食自给的程度应达到多高的水平，在政治上才是安全的。如美国和加拿大是粮食出口国家，日本和英国则是粮食进口国家。粮食的自给程度在日本是70％，而在新加坡则是100％进口。但是，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自给程度必须是相对比较高的，否则就不具备在世界上立足的安全性。假如中国的农业遇到突然的巨大灾难，中国的进口必须达到它的需求量的20％以上，世界的粮食市场立刻会崩溃。许多原先的粮食进口国将会很难进口到他们所需的粮食，因为这些粮食都被中国的买家买去了。
因此，中国的粮食自给水平必须是很高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必须完全由自己来供给。中国必须利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竞争优势，出口一些价格较贵的粮食，比如大米，或者进口一些便宜的粮食，比如小麦；或者进口一些都市消费中所需要的本国稀缺的粮食品种。有些学者建议，中国的粮食自给程度达到90％甚至是85％，都是安全的。
总体来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最主要的基本粮食——谷物的外贸逆差是不严重的。从价值上来说，中国的谷物贸易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是顺差，在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是逆差。2003年由于自然灾害，中国的谷物生产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4亿吨），谷物逆差达到出口的17％，创历史纪录。但在2004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就回升了。
许多中国学者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粮食贸易在价值上说大部分年份都是处于顺差的。例如，在2004年，中国进口粮食的总价值是92亿美元（包括谷物），但出口粮食的总价值是189亿美元。中国的农业整体上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但如果中国的农业成本迅速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将很快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