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定价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在这场争夺中有多少胜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冠平给出了一个理性，但很不乐观的答案。
金融特性突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不再由供需决定
记者：曾有专家测算称，中国在2005年的国际交易中仅石油一项就多支付了150亿美元。近来油价的涨幅很迅猛，这么高的涨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杨冠平：商品的涨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这次石油以及其他一些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已经不是一个供求关系，或者不是一个简单的原材料上涨所能解释的。实际上，石油供求基本上是平衡的，而且在有些时候还是一个供大于求的情况。
为什么涨这么快，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在进行大宗商品采买过程中受到了国际基金和各种国际机构的阻击。二是石油具有很强烈的金融特性，甚至在有些时候掩盖了其商品特性，这样就脱离了简单的供求关系。其他原材料的上涨也包含这样的因素。
集中采购方式存在弊端
记者：我们没有定价权，所以在以上的较量中才会任人宰割。大宗商品的价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杨冠平：通过两种形式：一是商业谈判，比如铁矿石；还有一种就是市场定价，像石油是通过新加坡、东京的石油交易所，还有美国和英国的交易所，以及欧佩克的一些石油的参考价制订的。
先说商业谈判中的价格形成机制。今年起，中国采取了一个新的应对措施，就是联合定价机制或者叫集中采购，即由商业部组织出面与外商进行谈判，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但弊端也是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联合采购实际上是一种同盟行为，那么势必也给供方提供了形成价格联盟的基础，价格同盟本来是违背WTO的，应该被叫停的，但我们给了对方口实，又没有与之竞争的实力，这点很被动；第二点，集中采购会增加很多环节，给整个市场机制的运作带来一种滞后的作用。环节的增加也可能提高管理成本；第三，集中采购导致目标过于明显，对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很大，更加引起其他资金的关注，那么这种关注可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变动更剧烈。从此前两个大宗商品的采购结果来看，都不尽如人意，钾肥和铁矿石的进口价格涨幅都不小，铁矿石涨了19％。
我国大宗商品战略储备缺位
记者：为什么我们的采购同盟就没有定价权呢？
杨冠平：不只是我们的采购同盟没有定价权，我们的出口同盟也没有定价权。比如中国出口资源类不可替代产品，就遭到了国际市场大规模的打击。比较典型的就是稀土，还有焦炭，只要中国一卖市场就大跌。原因是我们卖的时候不得不卖，买的时候不得不买，导致我们陷入被动。说到根上是我们的战略储备缺位。日本的稀土储备超过十年，而中国的石油储备甚至不超过十天，差距是明显的。
中国有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通过适当的机制把这些外汇储备变成商品储备，谈判中的发言权才有可能是我们的。
完善我国期货市场结构迫在眉睫
记者：那如何改变现状呢？
杨冠平：要想真正解决发言权的问题，必须要完善我们的期货市场结构。在全球一体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健全完善我国的期货市场结构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记者：有了自己的期货市场就有了定价权吗？
杨冠平：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的价格只有被世界认可才行。
记者：中国价格被国际认可的标志是什么？
杨冠平：一个就是价格的波动能够反映市场的波动，是真正的代表；第二个，比如你的交易量，你的库存，还有你保证金的拥有量。第一个标志是软性的，第二个标志是硬性的。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觉得还需要投入更多，加十倍都不够。
记者：在规模上要达到您说的目标，中国市场是不是还需要增加一些投资主力呢？
杨冠平：对，中国现在真正的机构或者大规模的基金都还没有进入期货市场。比如白糖推出的时候，银行就有要求，说凡是存在贷款的企业就不允许做期货；国资委也对央企做期货设限；还有银行资金、保险资金都不能进入期货市场。国外的情况和我们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就规定，农民不做期货就得不到政府补贴，银行也不给你贷款。而我们呢，市场基金不能做，散户又不敢做，如果不把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发展期货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面临的对手较为强势
记者：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复杂，我注意到布伦特和纽约的交易所里面有一些非常强势的基金，他们的运作有没有一些章法呢？在参与交易或者商业谈判的过程中，国外的具体操纵者和他们的政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杨冠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参与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研究对手很重要。我认为，基金的决策者很重要，比如说索罗斯财团，虽然其研究机构有很多人，但是最专业的肯定是索罗斯本人，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和全面的判断。再来分析索罗斯本人，美国政府和大财团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政府竞选都是由财团支持，实际上不同的执政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府的政策和财团的市场商业行为实际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他们之间的联动性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