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根据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势头，我首次提出到21世纪初期我国的期货市场将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后来随着对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的结束，期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成长，我再次提出定价中心的理论，并于2001年在我所著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战略研究》一书中对定价中心产生的历史和经济条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后来又提出了时区分工和品种分工的理论，丰富了这一学说。但是在我多次的讲学活动中仍不断有许多朋友提出了很多疑问，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是我国的期货市场成为亚洲定价中心之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好处？
从现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实践来看，大宗基础能源、原材料商品和基础金融商品的定价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市场。场内交易是指大宗基础商品和金融商品的价格形成是在有组织的期货交易所内通过完全竞争而进行的交易，它的价格在交易过程当中通过各种信息渠道随时随地的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相关的大宗基础商品的交易都根据期货市场形成的基准价格，再加上现货的升贴水来决定，这是一种贸易定价方式。所谓场外交易是指在有组织的交易所之外的各种类型的交易活动，这些交易活动决定当天的价格，例如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也有些贸易活动是一年竞争形成一次价格，如铁矿石的贸易。
把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初步看到的如下一些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可以避免我国的企业目前迫不得已进入国际市场进行保值时客场作战的种种不利条件，例如交易环境不熟悉，交易规则了解缺乏，信息不对称等等水土不服的竞争劣势，使我国的企业能够利用中国的期货市场进行正常的套期保值业务，管理风险。前不久出现的中盛粮油在美国豆油套期保值失败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具有先进理念的企业竟然吃了大亏，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将正确体现“中国因素”的概念，国外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交易，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法规，认同中国的交易环境。中国的企业可以有地缘优势，与国外的机构平等竞争产生的价格是全面正确地反映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世界经济的走势。
第三、可以使中国的机构能够真正有话语权，目前的状况是国际大的基金和机构在国际期货市场上有充分的话语权，而我国的机构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决定的价格，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天矿石为例，有人认为由于产业集中度不够，中国缺乏大企业，缺乏垄断性，因此和国际的三大矿业巨头无法对话而处于劣势，我认为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原油领域我国只有三大石油公司，同时又是原油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也没有话语权呢？也是被动地接受国外大的石油机构和基金决定的价格呢？只有在中国的期货市场上我们的机构才能够有自己的信息、交易等等优势，主场作战，平等竞争，才能够对价格发言，话语权与软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第四、只有将中国的期货市场建成定价中心，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企业才会在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当中利用期货市场的远期预测功能调节生产和经营。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许多品种还未走出“影子市场”，而我国的企业和宏观决策部门又距离国际期货市场太远，仿佛是既相干又不相干的事情，因此没有充分重视期货市场发出的远期预测信号，没有亲身的体会和切肤的感觉。例如2002年以来大宗原材料的涨价，刚开始涨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就开始持对抗的态度，政府有关部门迫不及待进行宏观调节。例如橡胶，涨到14000-15000元的时候，轮胎企业是不接受的，国储局要抛出库存进行调节，致使市场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暴跌，给生产经营者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该订货的没有订货，该保值的没有保值，后来价格涨到每吨23000元以上，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重大的财务打击。再例如有色金属铜和锌，国内的机构注重于供求缺口数量的研究，而忽略了基金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的机构几乎全面看空而市场出人意料猛涨的尴尬局面。当铜价超过30000元的时候，国家物资储备局也抛出库存进一步干预，效果非常不好。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期货市场成为定价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企业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不仅有话语权，而且还会重视期货市场远期价格预测的作用，来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只有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建成定价中心，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才会真正市场化有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农业部能源署等政府机构每周每月每季都公布大宗基础产品的供求信息，这些信息是作为期货市场形成价格的最权威的信息，因而，国家公布的信息是引导期货市场价格形成的，而期货市场价格的形成有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格局。我国的宏观调控许多措施是非市场化的，离市场太远，因而也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时也没有一个成型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信息，反馈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国家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碰到的新的问题新的症结，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国家善于利用信息和市场的反馈来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实现国家与市场、市场与企业的合理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