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按照WTO的一般原则，国际农产品协议大部分在1995至2000年实施。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增加进口市场准入；削减国内生产者支持；减少出口补贴。对于中国农业能否适应WTO原则的讨论，应该扩展至“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出发，而不是仅仅从农业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他说，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是关贸总协定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最困难的部分，1999年4月在美国签字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是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应该达成的双边协议中的组成部份。协议中，中国同意美国西北部小麦主产区七个州的小麦可以直接从西雅图出口，从而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价格竞争优势。除此之外，协议中还有一些承诺，如，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关税限额（TRQ1%到3%）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并且应美国的要求减少国营外贸垄断进口所占的比例。到2006年，进口大豆从现在的170万吨增加到330万吨；小麦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玉米配额从450万吨增加到720万吨；大米配额从260万吨增加到 530万吨。到2004年，棉花要从现在的20万吨增加到89．4万吨……。此外，中国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美国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这些承诺对国内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温铁军说，首先，应该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一是在没有其他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和平条件下，增加进口大量占用资源的基本农产品，有利于中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在21世纪中期国内粮食不能满足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二是在加入WTO之后有利于国内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增加出口。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还是以土地资源型的基本农产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明显改变为以水产品、蔬菜果品和部分畜牧产品为主，并且多数年份尚且能够维持30到40亿美元的小额顺差。因此从长期看，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基本农产品外，中国的非资源型农产品还是有出口竞争力的。三是开放外国投资，可能有助于资本过度稀缺的农村和农业得到投资，因为我们可以假设在总资本增加的环境中，外国资本进入盈利领域，中国政府投资则可能转向农村教育、农业科技推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领域。
但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负面影响：首先，中美之间的粮食贸易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因为粮食这种资源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根本上来源于地租。土地面积越大地租的绝对值就越多。中国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0．4公顷的细小规模农业，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得到的剩余本来就微乎其微；显然不能与美国平均数百公顷的大规模农场竞争，因为他们的农业剩余可以比我们高数百倍。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的情况下，中西部传统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其二是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我国粮食与人口的增长高度相关，而且粮食消费的替代弹性低。最近3年的粮食供给过剩是因为在1994至1996年连续两次提价幅度达105%（与1993年比）的政策刺激下，于1996年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产量目标。但人口并没有提前增长上去，若按照年增1800万人正常情况计算，等于少了9000万人去消费粮食，当然会造成粮食过剩。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以计划手段稳住产量。如果进口粮食质优价廉而国家又不能通过计划价格或直接对农民的粮食生产予以补贴，则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粮食生产就难以稳定。进一步看，1998年以来我国为了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也会受到严重制约。因为其中包括粮食的品种品质调整。为了让农民在优质优价的市场价格约束下，改变过去追求低质量、高产量的生产行为，政府于1999年夏收起决定低质粮食退出国家定购。WTO后可能会增加传统农区种植结构调整的困难。
此外，中国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低素质人口的过度膨胀和简单劳动力的严重过剩。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到0．6%，可以相应地提高就业。温铁军说，对此应该实事求是。他说，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就业弹性到“八五”期间仅为0．1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致只能吸纳60万人就业。胡鞍钢最近的研究指出，“九五”期间就业弹性已经低于0．1，随着城市经济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不断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下个世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会更小。他指出，更为深刻的问题是，WTO能够促进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对我国本世纪末过剩的2亿多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显然不可能起拉动作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公布的一项调查中，约70%的农民外出打工是被已经捉襟见肘的农业资源短缺“推”出来的；进城农民中约60%表示找不到工作也回不去。
因此，0．5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转变增长方式更为重要。对于本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的人口大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不断刺激资本增密的机制，形成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机制，才能既不陷入纳尔逊提出“增长的陷阱”；也不过分依赖大量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不受制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