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与欣喜，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同时出现，这并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社会存在的真实。禽类产品提供者经营惨淡，而疫苗生产商则赚得盆满钵满。特别是对于后者的道德评价，时时在干扰着记者的职业判断：疫苗供应商惟利是图！？其实，逐利的不仅仅是商人。商业伦理的底线是：利己但不能损人。面对这一不可多得的商业机会，没有商家甘愿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如果一根草能救活一个人的性命，对于受救者来说，这根草的价值会低于一根十足真金的价值吗？
家财万贯，喘气的不算。正在全球蔓延的禽流感为这句俗语作了一个精确的注解。
“损失有多大？一天就赔100多万。”广东温氏集团副总裁温志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脱口而出。
“一些渠道商以禽流感为借口把鸡肉价格拉得很低，最便宜一只鸡一块五，去年就有这种情况，只有十天左右时间，很多养殖户倾家荡产。”山东某著名禽类生产企业总裁并不掩饰自己的愤懑，“我们那儿并没有禽流感，也很难得禽流感。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禽流感疫苗，山东是百分百的防疫，能得吗？”
山东和广东是中国肉食鸡生产量最大的两个省份，山东生产密度全国第一，全国出口量的七成来自此地。尽管两省都没有发生疫情，肉食鸡的价格仍然一路看跌。
“我们要客观对待疾病，不要夸大或者人为隐瞒！最终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农民养殖户。”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于家禽业内人士，还有禽病专家。
据业内专家介绍，我国家禽养殖业以农户养殖为主，具体比例占到八成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一般只负责种禽生产和极少一部分商品鸡生产。
10月25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一份报告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亚洲禽流感疫情大面积爆发，即使不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也会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构成重创，“给亚洲带来大约1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这份报告列示的三个原因是：消费萎缩、投资信心下滑以及贸易减少。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贸易”受到创伤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对待疾病的态度。
恐慌猛于疾患11月7日上午，北京青草地柴鸡养殖场场长于德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着库房里一千多盒绿壳礼品蛋，一脸的无奈，“无能为力，听天由命吧”。
据了解，青草地柴鸡养殖场是北京房山区史家营乡青林台村村办企业，于德利既是场长又是村主任。自从乡里作为扶助项目拨了一万只鸡苗给村上，于德利就把这个占村收入半壁江山的小场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由于家庭养殖免税，“批零兼售每天能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一月一万多元纯利是没有问题的。”
于告诉记者，当报纸说外国出现了禽流感疫情后，心里就突突跳，赶紧给小鸡进行第二次免疫，每天测一次，原来想搞个深加工，产销一条龙，现在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如果没有禽流感一定要扩大规模，起码要到十万只。”现在，十万变成了五千。
一位来自广东的肉鸡生产厂家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禽流感的到来已经让广东肉食鸡价格从3块多/斤降到了2块多/斤，一只鸡亏本四五块钱。
山东六合集团副总裁张帆以六合集团为例给记者分析，禽流感风波最先波及到的是屠宰厂，估计山东有七成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七成养殖户亏钱出售，肉鸡价格下降近五成，因为肉食鸡出栏时间比较短，一两个月就行了；养殖户没钱也就不会到种鸡场买鸡苗，“饲料当然也不好卖，不过现在饲料下降也就一成左右，由于它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预计全年下降三成左右。”“一只鸡亏一块，山东最少一亿只，一个亿就没了。这可都是养殖户的血汗钱！”
据了解，山东家禽占畜牧业比重在一半左右，而畜牧业占整个农业经济总量40%左右，肉食鸡产量在全国占第一位，蛋鸡第二。
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前沿的上海也未能幸免，虽然并没有爆出当地有禽流感的新闻。
“原来4块钱/斤的肉食鸡，现在白送都没人愿意要，一切都很萧条，已经走到低谷了，鸭子苗种已经50几天，20多块一只，都没人要，扔了吧起码要损失一百多万，现在冻鸭2块钱/斤都没人要，成本起码还3块多，这次都处理掉了，自己认倒霉。”上海某禽类生产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去年政府每只补贴了5元，今年可能性不大。“农产品免税，利润也不高，有时销售还是亏的，不是有销售就有利润。由于和农户签了最低保护价，现在每斤收购时就倒贴几毛钱。现在最痛苦，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只能等待天晴，能不投就不投，争取少亏。”
“我打算转行做地产，利润高。”他的话多少令记者感到意外。
北京、上海、广东、山东都是非禽流感疫区，但损失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疾病造成的损失远不及恐慌带来实际损失的万分之一。”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这样的话。
北京大风公司市场部经理高亚莉告诉记者一个现象，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在哪个省或州发现了疫情，其他国家只对这个省或州实行禁运，而对待中国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只要中国发生了疫情，不论疫区在哪，都会按国封锁，如日本就一直对中国肉食鸡实行封关。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南方发生的疫情很难传到北方，而国外的小国有些甚至比中国的一个省还小。
“也许是受到了国内某种现象的诱导也未可知。”中国畜牧业协会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由外及内，国外会这样看国内，国内的一些省也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问题。国外消费者担心的和国内消费者担心的没什么本质区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辽宁省黑山市出现禽流感疫情后，一位省内养禽大户在省里参加防控会议。会后在返回场子途中得知场区所在乡的几个合同村出现了不让再养鸡的情况。据其中一村村长解释，省里要求严防禽流感出现人间传播，出现一人追究主要领导的法律责任，村里为了向上级负责，只能是鸡也不让养了。结果是场子每天都要收回大量养了一段时间的种鸡，每天损失四五万元。
家禽业为何如此脆弱生产方式落后、缺少必要的保险及信息误传所造成的暂时性恐慌被认为是造成此次全国家禽业出现大面积损失的三大原因。
生产方式落后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小、散、乱”。“我们农村经常出现的情形就是人在上面吃饭，鸡在下面吃，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散户养殖是没有多少利润的；即使是一些上点规模的场家，其创造的附加值也很低。低利润造成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深加工规模上不去，只能看市场脸色，非常不稳定，好的时候赚了点钱，价格下来后又都赔进去了。如果企业规模足够大，它完全可以在价格低时全部收购冻起来，在价高时再抛出，小企业是没有这个财力的。”于德利告诉记者，“像我们这么小的实力是没什么办法的。”
生产方式落后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养殖户缺少代言人机制。“家禽业为何表现得弱不禁风，价格剧烈波动？我认为，这是因为养殖户太小，没有代言机制。大企业因为带动能力强，政府会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但小农户一家就几口人，几百只鸡，政府一家一家管也管不过来。我在国外看到，国外一些国家有法定的合作社，法律规定养殖户必须加入，这些合作社是法人单位，它可以代表农户对外谈判，游说政府获得更有利的政策条件。它们的实力非常强大。”张帆介绍说，山东有好多这样的合作组织，但现阶段还不是很健全，慢慢会好起来的。
保险问题是一个令各方都比较头痛的问题。“养殖业的保险还在探讨中，据我所知，除了最下游的屠宰企业外没有一家企业在保险公司投保，下游保的也是量。”高亚莉说。
记者通过国际互联网查询，只找到一条关于禽业保险的新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农民打造“保险链”。新闻主要内容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吉林德大携手实现一项零的突破———为农民打造“保险链”。吉林德大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并跻身全国十大农牧企业、世界农牧业500强，每年出口禽肉制品近亿美元。
对于中小禽类企业或者是质量险，现阶段都面临重重困难，最主要的是成本高而收益低甚至是亏本，保险公司缺少动力。“保险现在还不太现实，现在养殖业随意性太强，有的养殖户这个月养，下个月可能就干别的去了，成本太高了。”广东温氏集团副总裁温志芬对此比较悲观。
以讹传讹，信息传递失真是企业反映最激烈的问题。“现在有些老百姓连鸡都不敢吃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禽流感病毒在70℃以上就可以被杀死，我们的饮食习惯是吃熟食，这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没有媒体报道，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北京大风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赋的话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通认同。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究室主任宁宜宝曾就禽流感问题分析指出，“进入市场的鸡蛋是安全的。”他认为，禽流感病毒虽然有从鸡传播给鸡蛋的可能，但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后，潜伏期一般为几小时至几天，感染鸡的死亡率达90-100%，根本就产不了蛋。“禽流感病毒对高温很敏感，经加热，中心温度达到70℃几分钟就灭活了，加热至100℃只需1分钟就能将其杀死。”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副理事长杨汉春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我国流行的毒株跟越南流行的是有差异的，也不是说所有的毒株都会造成人的感染。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H5N1毒株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应该过分地去恐慌这个事情”。
同时，杨汉春进一步强调指出，“万一说禽流感确实造成人的感染，那就相当于人的流感。我们每年冬天和春天都有不少人得流感，现在的医疗水平在控制或者说治疗人的流感方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技术包括医疗水平和条件都能跟上，大可不必担心。”
应对之道禽流感病毒的蔓延敲响了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警钟，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许多谣言满天飞，消费者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现在需要由兽医与医学界权威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说法。谣言止于智者！”北京某科研机构负责人对此忧心忡忡，“民间做的东西消费者是不会相信的，它没有公信力。”
对于企业面临的困境，沈阳华美集团董事长李兆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企业是联系市场和养殖户的桥梁，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国家应该在特定时期就检验检疫费、企业贷款、所得税等问题做出特别规定，给予一定减免。企业渡过难关，养殖户自然不会有太大问题。”
“农业形不成规模优势，为什么？”河北某禽类生产厂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农业龙头企业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城市里的企业受到的更多。”“政府应多服务、少管制。”
他认为，农业产业要发展，必须扩大政策空间，“农业龙头企业不仅需要面对工商、税务等部门，还有计量、畜牧等特殊部门，仅水利就有三项收费项目，鸡舍算不算涉农用地也有很大争议，人为因素很大，基本比城市里企业多。本来利润就低，怎么会发展得快呢？”“我得用一个场子的利润来养这些税费。”
“我有自己的化验室，日常防疫自己都能做，防疫站只管收费从不检疫，但我们也必须交这笔钱，不交钱他不给发证，没证我们的产品就不能上市。”
在采访中，许多企业负责人都表示，这个行业也应该有自己的标准门槛，“标准化才有出路。”
石家庄一位养鸡场负责人认为，养鸡这活不是谁都能干的，特别是想干好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很专业化的工作。”他举例说，曾祖代肉种鸡基本上都要从国外引进，中国在引进时，即使量大也需要25美元一只，日本则需要50美元才能买一只。
但他反对向政府伸手过多，“工作还得需要自己来做，企业不能做的事可以由政府授权协会来做，这样效率会很高。”
宁夏某养禽类生产场负责人对设立行业门槛的提议非常赞赏，“不仅需要门槛，整个行业也需要自己的标准。药品有GMP、GSP，禽畜业也需要有自己的‘GMP、GSP’。”
对待此次禽流感疫情，他认为是“灾难与机遇并存”，这是“整合家禽产业的大好机会。”“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客观上讲即使没有这波禽流感疫情，这波行情也要下降，禽流感只是把它提前了。”“现在是行业重新洗牌的好机会，同时，政府也不要引导贫困农民利用养鸡去致富，成本太高，利润又太低，不如引导农民去鸡场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