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基本问题是转变增长模式。先行工业化国家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所经历的增长模式大致有三个阶段：从１８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后期，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效率提高，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主导产业是诸行业的一体化。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逐渐转入信息社会，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信息通信技术来改造各个产业，驱动的因素是信息化，主导产业是信息通信产业。
他说：“我国早就应该转向工业化国家１９世纪后期所采取的增长模式，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但一直转变不过来，这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许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与一些国际上贸易伙伴发生的摩擦问题都与增长模式有关。“最近，中共中央提出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非常突出地提出要转变发展模式，转变增长方式。”
吴敬琏表示，我国增长模式转变的滞后，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适合于旧的增长模式。２０多年来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是适合于旧增长模式。适合旧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有很多内涵被遗留下来，没有能够得到改变。这些旧体制的“遗产”包括：第一，各级政府保持着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如土地。第二，以ＧＤＰ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主要的标志。第三，财税体制的缺陷，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其中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各级政府关注产值的增长。第四，要素价格向下扭曲，鼓励了企业以大量投资、大量资源消耗来支撑产值的数量增长。十五计划提出要进一步优化与调整生产结构，但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结构非但没有优化，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
吴敬琏指出，在现行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的压力，以及扭曲的要素价格支持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热潮。后果包括七个方面：一是不能“扬长避短”及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三是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四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五是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六是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资源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不能够转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结果将是扬短避长，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目前增长数量非常好，可是增长的质量非常差，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以电解铝为例，２００３年我国出口铝锭１２５万吨，比２００２年多出口５０万吨，增加收入６．９亿美元。同年，原料增加及价格上涨、海运费上涨等因素导致全行业成本增加６亿美元。电解铝行业账面盈利约８亿元，但如果扣除电能消耗的机会成本、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资源紧张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损失，实际财富损失则至少为１００亿元。
吴敬琏认为，实现增长模式转变，首先要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与科学相关联的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的社会投入。其次，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已经不同于１９世纪的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的。而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附加值最低的区域，每一个单件产品赚钱有限，只能靠数量的扩张。数量扩张太厉害，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破坏了环境，又背负倾销的恶名，结果却没赚到多少钱。再次，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避免用早期工业化阶段只重物质产品的眼光来看待信息产业。在国际信息产业市场结构中，硬件只占三分之一，软件和服务占三分之二。而我国信息产业基本上都是硬件生产，也就是产业价值链中最低的一块。第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现有１亿以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要向城市的工商业转移，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化，如果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市工商业的就业率，仅此一项就可以使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要做到加快技术进步与提高效率，就必须改变现行经济体制中妨碍这种转变的体制，基本问题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