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形势判断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农村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上不去国民经济发展就要受阻，农民收入上不去拉动内需就要受阻，农村经济上不去农村安定就要受阻，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在我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三农”在我国的特殊地位，这就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农业，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只能提高，决不能挫伤；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农村，农村的各项政策只能落实，决不能不兑现。
我国发展农业的根本经验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三靠”紧密结合与配套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三大关键因素。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政策的干预和指导尤为重要。2004年，我国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采取压缩、限制方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部门?D?D农业采取加强、扶持的方针。同年初中央颁发的以农民增收为主题的1号文件，对农业政策做了重大调整，通过适度倾斜和调控措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概括起来是：扭转了粮食生产连续5年下滑的势头，全国粮食植种面积恢复到15.24亿亩，比2003年增加了3300万亩，全国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2003年增产 388亿公斤，粮食单产比2003年每亩提高19公斤，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达到历史较高水平；遏制了农民收入增长连续多年低迷的局面，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939元，比2003年增加了314元，实际增收6.8％；农业“两税减免”突破了“皇粮国税”的千年传统，为农村税费改革确定了新的政策导向，“三项直补”彻底改变了多年来以补贴流通环节为主的旧做法，使农民真正成为国家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2004年“两税减免”和“三项直补”中央政府投入资金约45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约50元（不含地方政府的补贴，实际财政补贴超过此数）；市场旺盛，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粮价上扬势头，如果按2004年粮食综合平均价格比2002年和2003年综合平均价格增加0.2元／斤计算，则2004年粮食涨价因素使农民人均增收约200元左右，增收效果十分显著；政策效应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确保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进行。
2004年，我国农业之所以能够显著升温，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加大了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的力度，使“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得到具体落实，为今后构建农业政策和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尽管2004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上升的势头，但应当清醒看到，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低，农业自身发展后劲不足的状况尚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农业产业链条短，加工转化能力低，农业的弱质地位尚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低，农业整体市场竞争能力弱的状况尚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长期形成的城乡差距尚没有根本改变。正如200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任务非常艰巨。
农业是保障粮食和食物安全的关键产业，发展了农业就能提供粮食和食物，就能丰富“菜蓝子”，就能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小康和富裕。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业的增长目标与粮食和食物的安全保障目标是一致的，无论农业的增长目标还是粮食和食物的安全保障目标，都要求农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既不能停滞徘徊，更不能滑坡下降，必须保持稳定增长的局面。现阶段为应对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和人民食物消费升级换代的挑战，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农业的增长目标和粮食与食物的安全保障目标才能实现。如何保持和发展2004年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关键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2005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从战略和政策上采取积极的对策。
二、坚持工农协调发展，建立稳定的长效投入增长机制
从根本上讲，我国农业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经济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分配状况，体现为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始终是相互促进、互为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工农关系外在地表现为工农业发展速度及其投资结构，内在地则表现为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如果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过多倾斜工业，就会导致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经验，这期间工农业协调发展比例应保持在2：1左右的水平。根据我国的具体状况，今后一段时间内，工农业发展比例保持在2.5～3：1较为适宜。以2000年以来为例，工农业比例多数年份在3：1以上，个别年份高达4：1以上。导致这种比例关系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中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大于、快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而农业增长速度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已不是提供过量的一般农产品供给，而是要生产对应市场需求的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多，农民收入中接近一半来自农业，因此扶持农业快速增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对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市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工农业协调发展是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基础，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是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微观基础，宏观与微观协调配合就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实力来判断，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要实现反哺功能，就必须对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做重大调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设施建设的投入，其分配份额要与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相适应。农业基础打好了，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提高了，交通信息改善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强盛了，农民富裕了，农村繁荣了，一切都好办了。
三、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作出的科学决策。城乡统筹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城乡资源重组与整合，合理协调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工农业结合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产业的合理布局，推进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从而使产业不断增值和提升；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由于城乡结构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不复存在，城乡生产力诸要素得以实现最优化的组合，发挥强大的生产力整体效应，使工农业的结构调整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从而形成更高的生产力。那么，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在哪里？切入点在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我国有两千多个县（市），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单位，县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它既要参与工业化的推进，又要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县域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县域工农、城乡发展失调，我国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由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县域内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就不能说国民经济实现了现代化。而县域经济的顺利成长，有赖于充分利用城乡经济优势的互补功能，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经济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的扩散效应。县域内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这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属性说明，农村经济没有城市经济的参与和支持，其发展速度将是十分缓慢的；相反，脱离农村经济的支撑，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县域经济，一头连着工业，一头连着农业，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商品生产者，一头连着商品消费者，既是城乡工农业的连结点，又是城乡工农产业的延伸链，具有整合和配置城乡、工农资源的功能，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活跃城乡市场、推进小城镇建设、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都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县域经济，第一产业是基础，第二产业是动力，第三产业是保障，要引导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一、二、三产业的互动机制，使城乡工农产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发展县域经济要立足本地优势，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首要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增强县域经济的实力。对此，地方政府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规划确立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区域差异性的特征，发展县域经济不可能照搬一个模式，而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区位特色、商品特色、产业特色形成各具区域优势的模式，切实把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纳入县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破除“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居民轻农民”的旧观念。要像“入世”那样清理废除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法规、制度，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和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