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集中分布在从东北向西南，包括东北、华北（包括晋陕）和西南地区的狭长地带上。2000年，中国玉米总产达1.06亿吨，占全国谷物总产量的30.8％，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18％；其中，60％以上用于饲料，10％～15％用于口粮和工业用粮（陈世军，1998）。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对畜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玉米在我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玉米是美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集中分布在中部、北部平原。2000年，美国玉米总产达2.5亿吨，占其谷物总产量的74.1％，占世界玉米总产量的42．5％；其中，62％用于饲料，3％直接食用，20％用于出口，5％用作工业原料。目前，国际市场上50％以上的玉米都来自美国（刘治先，2000）。美国的玉米生产影响全球的玉米供给状况。加入WTO后，我国玉米生产可能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原因是玉米价格较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有必要研究提高中国玉米竞争力的途径。
成本是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研究中美玉米生产成本有利于较直观地分析我国玉米成本高的原因。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但不足之处在于：①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单个成本的比较，尚未建立统一的成本构成框架；②大多数研究是静态的，长期的、动态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在分析中美两国玉米成本结构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具有可比性的成本构成框架；然后，利用分解法分析了1980年以来两国玉米生产成本及其子成本的历史变化趋势，并比较了2000年玉米生产成本的状况与差异；最后，对形成两国玉米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扼要分析，并就我国玉米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数据及方法
为了使成本数据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主要采用了原国家计委编制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79～2000年）中的玉米成本数据，以及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成本数据。如果不做另外说明，本文表格中的数据来源均为这两类数据。
中美两国的成本收益数据均是在对生产者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获得的。中国的成本收益资料来源于国内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每年一次对全国农户典型调查的汇总数据。美国生产者每5～8年接受一次对所有商品成本的调查；在未调查的年份，用实际调查年作为基础，并利用价格指数和其他指数反映每年的变化。
相同的成本结构和核算形式是比较和分析中美两国玉米成本的关键。美国的成本核算严格区分了成本的来源属性，而中国主要根据用途对成本进行分类。本文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优点，依据成本子项目的含义对两国成本结构进行了再次调整。
总成本分为现金成本和非现金成本。现金成本，也叫显性成本，指发生买卖或租赁，当年必须用现金支付的生产要素投入；非现金成本，也叫隐性成本，是农户生产时必须花费但不直接支付的投入，其费用可用机会成本来估算。
现金成本又可分为可变现金成本和固定现金成本。可变现金成本每年的投入水平不定，可按农民意愿调整，是直接用于玉米生产的费用；固定现金成本的年投入相对稳定，主要指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
非现金成本主要指农户自己拥有的投入品，不需通过市场交换，其统计或是将一次性投入进行多年分摊，或是因属于自家财产而只能计算机会成本。美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可以统计土地机会成本，但中国因为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成本核算中只有土地承包费。由于土地承包费与土地机会成本相差很大，本文的研究将略去对土地机会成本的分析。
有必要说明的是，成本结构调整后，成本资料的原始数据都是按报告期的当年价格计算的，而要进行年际间比较，必须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里以2000年作为基础年，分别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84年以前的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推算）调整成本数据。考虑到中国和美国的外汇政策存在较大的不同，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对中美玉米生产成本的横向比较仅限于2000年。
二、中美玉米生产成本的历史变化
（一）总成本的历史变化及构成
中美两国玉米生产成本的变化具有明显差别。美国玉米生产成本自1980年以后呈下降趋势，中国玉米生产成本在1993年以前呈微弱下降趋势，之后则急剧上升。中国玉米成本在1979年为每吨879.1元，1993年下降了27％左右；1997年，中国玉米成本上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每吨946.9元，比1993年增长了46％。美国玉米成本在1983年达最高，为每吨249美元，到2000年下降到每吨80美元，下降了68％。
生产成本的变化取决于单位面积的成本投入及单产变化。美国玉米生产在单位面积成本投入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单产水平稳定增加；而中国生产单产水平的增长速度在1993年之后低于成本投入的增加速度。2000年，中国玉米成本为每吨901元，比美国高35％，但单产水平仅为每公顷5300公斤左右，还不及美国1979年的水平（每公顷6874公斤）。因而可以说，“高成本、低产出”是中国玉米生产的特征。
中美两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现金成本比重较大（50％～70％），对总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2000年，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现金成本和非现金成本分别为每吨538元和363元，分别比美国高114元和120元。
（二）现金成本的历史变化及构成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可变现金成本的变化趋势与总成本相同，固定现金成本呈持续增加的趋势。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这两项成本均呈下降趋势。因变化幅度不同，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可变现金成本的比例下降，固定现金成本的比例则上升，美国则刚好相反。
2000年，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可变现金成本达每吨384元，与美国几乎相当；同年，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固定现金成本为每吨153元，比美国高110元。可见，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现金成本较美国高主要是因为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过高。
1.可变现金成本的历史变化。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可变现金成本除了种子、化肥、农药等共同费用外，在中国还包括机械、畜力、棚架材料、塑料薄膜及其他费用，在美国还包括修理费用、日常管理费和生产资本的利息。这种差别与两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有关。为了比较可变现金成本投入，将两国的化肥和农家肥费用合并为肥料费，将中国的机械费、燃料费和美国的燃料费、修理费统称为动力费。这样可以比较两国玉米生产中种子、化肥、农药、动力、雇工、灌溉费用等的投入差异（中国雇用劳动力记载始于1997年，本节将不讨论中国雇用劳动力的历史变化）。
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可变现金成本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在中国，种子、农药、动力、灌溉等费用的增加较为明显。但因其变化程度不同，可变现金成本的结构发生不同的变化。
肥料费是可变现金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肥料费所占比重虽然从1979年的65.8％下降到2000年的50.4％，但仍远高于美国（2000年，美国仅为24.7％）。2000年，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肥料费用达到每吨194元，比美国高100元。相关资料表明，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肥料价格高，掩盖了其真实投入水平；另一方面与要素使用的收益规律有关。
动力费是可变现金成本的又一主要构成部分。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动力费的构成比例从1979年的20.7％上升到29.1％，超过肥料费的比重。中国动力费所占比重也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1．1％。2000年，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动力费达每吨111元，比中国高将近70元。
种子费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科技水平的高低。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种子费用的比重从1979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18.7％，中国的种子费用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6.6％上升到2000年的11.4％。2000年，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种子费用达每吨71元，比中国高27元。
2.固定现金成本的历史变化。与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固定现金成本构成不同，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固定现金成本除包括管理总费用和农业税外，还包括成本外支出（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及“两工”支出等——通常意义上的农民不合理负担）。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固定现金成本的子项目呈上升趋势，其中，成本外支出自1997年以后急剧上升，到2000年达每吨95.1元，约为1984年的5倍，占固定现金成本的30％，对固定现金成本的影响最大。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固定现金成本项目则均呈下降趋势。
2000年，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管理总费用和税金分别为每吨26元、17元，中国则分别达到每吨24元、34元，但中国的成本外支出达到每吨90元。可以看出，成本外支出比重大是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固定现金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中国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高。中美玉米生产成本中固定现金成本的差异与两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管理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三）非现金成本历史变化及构成
在玉米生产成本的非现金成本中，美国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呈下降趋势，中国则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上。2000年，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固定资产折旧达每吨167元，中国则仅为每吨29元。
美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无报酬劳力机会成本稳定在每吨10美元，中国则保持较高的水平，且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例如1994年以前呈下降趋势，以后则明显上升。这与1994年前后劳动日工价的变化有关。2000年，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无报酬劳力机会成本达每吨334元，比美国高250元左右。
中国玉米生产成本中的非现金成本以劳动力机会成本为主，而美国则以固定资产折旧为主。中美玉米生产成本中非现金成本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人地资源禀赋的基本国情上的差异。中国人多地少，因此劳动力是其主要生产投入要素。美国人少地多，固定资产投资则是其主要生产投入要素。
（四）中美玉米生产收益比较
成本比较是收益比较的基础，而收益还取决于产品的价格。中国的玉米单价水平总体来讲是上升的，但波动较大，1996年达到最高值，为每吨1206.5元，2000年下降到每吨856元，单价的多年波动形态呈M形。在价格的影响下，中国玉米纯收益的变化也呈M形，最高为1994年，达每吨403元，1996年以后持续下降，到1999年纯收益第一次低于0，开始亏损。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玉米单价呈下降趋势，但自1988年以后下降缓慢。2000年，美国玉米单价水平为每吨70美元，合计人民币每吨576元，比中国低280元。在单价的影响下，美国玉米的纯收益在1979年达到最高，为每吨69美元，1982年最低，为每吨-47美元，其他年份在此之间波动。1996年以后，玉米纯收益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纯收益合计为每吨-91元。
仅观察数据可以认为，中国玉米的收益率高于美国，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年份的收益率是正值，即大多数年份玉米生产处于亏损状态。但成本和收益表并没有统计国家对农民生产的补助。为了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农民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美国实行了对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反季节补贴、收购价保护等政策。有资料表明，美国政府给玉米生产者的补贴有玉米产量的补贴，也有玉米种植面积的补贴，这两项加起来，相当于每吨玉米的补贴达673元。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是从1996年开始的，主要体现在对粮食的最低保护价上。与美国全面的农业保护政策和措施及其效果相比，中国的农业保护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随着中国粮食保护价的取消，中国玉米生产的保护政策进一步被削弱。这充分说明美国玉米生产具有“高补贴”特性，而中国玉米生产则属于“低补贴”。
三、原因讨论及建议
本文认为，国情差异、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资源禀赋状况、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诱导及农业政策取向是中美两国玉米生产成本历史变化及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1.玉米生产成本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机械化、化学化为特点的常规现代化农业取得成功后，出现了成本过高、补贴加重、能源消耗、资源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在世界上率先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持续农业”。这些农业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或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强调生态环境第一。另外，美国农场的数目在1950～1969年间迅速降低，从540万个下降到270万个，至1990年只剩下190万个农场。这两方面的变化是美国玉米生产成本降低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增加产量以确保食物安全和消除饥饿是其不能放松的重要方面。但1993年以前产量的增长超过了成本投入的增加，之后则相反。有文献也表明，中国在改革前期玉米单产增长快，而后期增长较慢。尽管中国玉米生产具有“高成本、低产出、高补贴”的特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既要追求玉米“高效”生产以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还要保障“食物安全”，保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需要适当投入化肥以及低毒农药等。
2.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资源禀赋状况是影响非现金成本投入及其变化的原因。要素的稀缺性不仅影响成本高低，而且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中国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为0.264公顷，美国则达62.6公顷，高出中国数百倍。因而美国在玉米生产中更为注重机械化生产，中国则更注重劳动力投入，这表现在两国的非现金成本构成差异上。
因此，我国应着力发展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3.农业技术的诱导是可变现金成本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人地”关系的差异使中美农业发展遵循要素替补的原则有所不同，但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替代”和“土地替代”技术却在相互融合，例如中美玉米生产成本的动力、种子、灌溉等费用在可变现金成本中的构成比例都有所增加。
农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必然的趋势，这就必然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与美国相比，中国种子、农药等代表科技水平的投入明显偏低。因此，针对中国而言，“投入”更应倾向于科技。
4.农业政策和管理是决定固定现金成本的主要因素。固定现金成本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美国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越来越少，中国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高。农民负担的大小反映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倾向以及农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运作效果。
农业是特殊的基础产业。对农产品这种战略物资常备不懈的保障需求，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农业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以1986年为例，美国提供了相当于农业产值15.43％的价格补贴，向农业保险提供20％～30％的保费补费。
中国农业基础薄弱，且长期受到“剪刀差”的不合理困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议》关于国内农产品补贴的基期（1986～1988年），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一直处于负值状态之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部门发生的净资源转移共达到1400亿元，是该时期政府对农业部门财政转移支付的10倍。相比之下，中国对农业的保护远远落后于美国。
成本外支出是农民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农业税的变种，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的措施就是降低成本外支出。2004年，中国减免农业税的改革已经开始试点，相信对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包括玉米在内的农产品的成本及增加农民收入等将起到重要作用。
有必要说明，随着土地流转机制的转变，土地机会成本将会迅速增加并进入成本核算体系；随着劳动力雇用的普及，劳动力成本仍会有所增加。这些都将使中国的玉米生产成本继续上扬。如何降低玉米成本，增强玉米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是，未来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