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中国因素”与定价权笔者浸淫期货市场十余年，明显感受到全社会对期货市场最为关注的两个阶段，一个是十年前的1994年前后，另一个便是2002年到现在，两者的共同之处即是由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全社会物价水平的迅速提高。
十年前的期货市场治理整顿，源于1993年35个大中城市的食品类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34.1%，而1994年物价涨幅又达到创纪录的21.7%，有人将物价上涨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期货市场价格的连续窜升，自1994年5月起，国家陆续暂停了钢材、白糖、煤炭、石油（成品油）、菜籽油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价格尚未完全放开的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资格。多年以后，经历了十余年市场经济磨砺的我们方才发现，十年前基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非由于期货商品价格攀升所造成，而是投资需求增速较高，从而拉升原材料价格导致物价上涨。正是由于期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对原材料价格的“先知先觉”致使期货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扬，被人看似具有“国内定价权”的特征，因而导致市场的整肃。
自2002年至今，我国加工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国内产业部门对各种工业材料的强劲需求，这被世界各地的贸易商和投机者冠以“中国因素”。
2004年我国铜的消费量占世界的20%，居于世界第二，国内铜的生产量占35%，进口量占65%；2003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4年原油进口1.1亿吨，进口依存度约40%；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03/04年度进口量1650万吨，几乎全部进口大豆都用于榨油，国内2/3的榨油厂商依赖国外供应；此外，我国对铁矿石、氧化铝、天然橡胶和镍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6%、40%、55%和55%以上，由于国际交易中，作为加工制造业原材料的铜、原油、大豆、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该商品“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这样的惯例来计算。因此，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和原材料价格走向又一次将期货市场推向全社会的聚集点上。与十年前迥异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将物价上涨的原因归因于期货价格屡创新高，但又为期货市场提出了新的目标——中国期货市场要成为国际大宗原材料商品的“定价中心”，拥有“国际定价权”！
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只是远期目标
在笔者看来，成为国际大宗原材料商品“定价中心”的目标本身体现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强烈兴趣和客观需求，也折射出中国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潜力，但市场经济发展毕竟有其客观规律，这个目标中短期内并不容易实现，理由是：
其一，与国外上百年历史的期货交易所相比，国内交易所合约的数量、参与者规模和覆盖面都难以望其项背，交易所交易规则设计、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也都不能同日而语，如果以成为“国际定价中心”为名一味追求交易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初衷。
其二，国内原材料生产和加工企业难以参与国际期货市场，无法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目前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国内公司，大都是一些国有大型原材料生产和贸易企业，一般企业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无法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无疑会制约我国期货市场成为“定价中心”。
其三，国外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尚不能登陆中国期货市场。长期以来，铜、大豆等品种的国外大型生产、加工、贸易企业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合法进入中国期货市场的愿望，甚至某些投资银行、基金也同样对中国期货市场兴趣很大，有限度放开国外生产、加工企业的参与，尝试期货市场的QFII，应该也是成为“国际定价中心”的先决条件。
其四，国内大型投资者（基金、证券、保险公司等）尚没有进入期货市场的制度许可。国内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中，资金量在100万以下的投资者占有85%之众，投资者结构偏重于中小投资者和自然人的现状，很难体现商品价格的理性预期。没有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我们的“国际定价中心”势必是中、小散户的博弈结果，或中、小散户与国外机构的对决。
中国期货市场结构亟待完善
我们以单一的期货品种为例，目前全球铜生产量的70%是按照LME公布的期货价格为基准进行交易的，其年交易量达到两万多亿美元。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尤其是铜、铝两种商品，从采矿到加工成材，覆盖90%以上的生产、加工和贸易企业全部参考期货市场价格定价（包括LME的价格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完全与世界同步；绝大部分有色金属的下游企业由于对期货市场价格的认同而实现了零库存，而10年前，这个库存数字是3-6个月的生产或加工量。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产量排名世界第二的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并未由于入世而受到影响，更没有在国际上遭遇反倾销的担忧。有色金属工业的成长，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铝商品的成长是如影随形的，截至2004年底，上海铜的成交手数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2.18倍，折合成吨后相当于伦敦铜交易量的44%，上海铜价对于伦敦铜价的引导程度也从2001年底的12%，上升到2003年11月的25%左右，并从2003年11月以来保持在38%左右的水平，由此可见，作为全球第二大的铜期货市场，正在与伦敦铜市场形成“相互引导、交叉影响”的态势，但铜的品种是当前我国期货市场现货企业参与度最高、定价最为权威的一个，其他商品如与铜比肩，尚需时日。
我们再来看市场参与者的一组统计数字。笔者援引国外一项根据48个国家7292家非金融企业2000—2001年的年报所作的统计研究，有将近60%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3022家企业的一项研究显示，非金融企业衍生工具的使用率只有25.5%。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衍生工具的使用方面，发达国家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非金融企业的衍生工具使用率达到63.6%，而非OECD国家这个比率仅有39.9%。这两组数据表明，在期货、期权等市场发展的同时，企业使用衍生工具的广度和深度也都在提高。
对比来看，就笔者所做的统计，2004年列入全国期货经纪公司前三名的一家公司，2003年底和2004年底的法人客户数量分别仅有134个和166个，个人投资者数目分别为1296个和1872个。名列全国三甲的期货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仅有百余，可以想见整个市场的机构参与者数量之少，相比全国范围内各种期货商品的大量生产、加工和贸易类企业，我们市场的稚嫩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如此参与比例的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其定价的可信程度可能要大打折扣，所以，奢谈“国内定价权”和“国际定价权”，对于中国期货市场未免有揠苗助长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