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中国因素”在大宗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3月10日，作为来自期货界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国内企业承担了涨价风险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是体制因素。我国多种基础性商品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
首先，当国内出现商品短缺时，政府从保证供应角度出发，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进而加剧商品价格上涨，容易引发逆向调节。
其次，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容易贻误最佳购买和销售时机，甚至造成在价格上涨时购进，在价格下跌时出口。如2004年2月国际玉米价格大幅上涨，但由于限制出口，错过了极好的出口时机。再次，以行政手段安排的集中采购，在市场供求紧张时，影响巨大，而且这种采购方式意图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很容易陷入被狙击的境地。
最后，我国一些机构在国际市场高价买进的商品，可利用体制上的渠道在国内实现高价销售，由普通消费者来消化这种较高的采购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不仅造成企业缺乏竞争力，而且是以一国之力为某些个体行为承担风险。
二是企业因素。我国企业的经营范围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很少顾及国际市场的影响。当跨出国门直面国际竞争时，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的把握，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操作都十分被动，加上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决策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出现大量企业拿国家资产在国际市场豪赌的现象。中航油问题并不在于它参与了期货套期保值，而是在于场外交易中的投机过度，企业法人独揽决策大权，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形同虚设。
三是市场因素。我国期、现货市场脱节，现货市场贸易量巨大，但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国内企业没有有效回避风险的工具，在国际上无法体现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价格形成中没能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作用。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品种较少，不能提供完善的避险工具，也仅有26家国有企业可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其他大多数企业只能在国内期货市场或依托境外机构进行贸易避险。允许参与境外交易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代理交易，国内企业的操作完全被其掌控，在信息不充分、操作不方便等因素制约下，套期保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我国在许多基础性产品如油料作物、能源、钢铁等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采购还将持续增加。实现大宗商品贸易安全的最大风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价格风险管理手段的缺乏，国际商品话语权的弱小。为此，朱玉辰提出了3点建议：
一是调整调控理念。市场调控必须符合价格形成的内在规律，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同商品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利用期货市场把握现货市场趋势，借助虚拟经济力量推进实体经济运作。市场调控必须增强前瞻性，在市场供给偏紧、价格大幅上涨时，政府应增加供给，避免与市场争资源。只要调整调控理念，以市场趋势为依据，就完全可以调控好国内市场，利用好国际市场。
二是增强避险观念。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下，政府必须首先树立避险观念，企业应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三是加快发展我国自己的期货市场。粮食、能源、钢铁等基础性商品涉及国民经济众多重要产业部门，政府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切实加快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期货市场，争夺国际商品定价权，变客场为主场，以此减少企业参与国际商品采购的操作风险，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国之一，我国具备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掌握大宗商品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我们应加快商品期货的上市步伐，尽快推出石油、钢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