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最有可能于本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通过并正式对外公布。
针对“三农”问题,中央政府一个更大、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静悄悄的酝酿之中。
消息灵通人士透露,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再度锁定“三农”。
一号文件再次锁定农业
200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媒体的评价是,“17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与之相比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构成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体内容。
事实上,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表述便已经出现在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演稿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出发点,就是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虽然只是一句话,但落实到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却是一个相当丰富、系统、全面的内容。无论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还是“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抑或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都将围绕这个主题渐次展开。
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提法,也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文件是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人力资本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展开的。”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说。
据了解,虽然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没有最后定稿,但主体内容则已基本敲定,最有可能于本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通过并正式对外公布。
从增收到转变增长方式
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中央一号文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其成效是明显的。
一方面,今年全国粮食增产形势已成定局,一举扭转了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减产的局面。同时,据权威部门估算,今年1~3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622.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4%,这是198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收入增幅高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4个百分点,这是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
黑龙江省庆安县勤劳镇党委书记谢延景告诉记者,从前“种地当作锻炼身体”,现在“出村的老百姓慢慢都回来了”。
尽管如此,2005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将面临严峻挑战。12月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段应碧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预计明年农民收入增速将有所放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难以扭转,农民增收难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今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在多年疲软、徘徊的情况下实现的,带有明显恢复性质,2005年要保持这种势头非常困难。
而2005年市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会有所减弱。2004年农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前三个季度粮食价格上涨了35.1%,农民增加的现金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涨价因素。随着今年粮食增产,供给增加,2005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余地不大,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减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会下降。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也指出,今年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都具有不可持续的特点。
今年中央出台的“一减三补”政策: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对农民的良种补贴、对农机补贴,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在增加农民现金收入方面更是有着直接效果。但这种效果也是短期的,不具持续性。
同工业生产相比,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太落后,户均土地面积小,大部分是作坊式生产,不具规模优势,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把来之不易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势头保持下去,谈何容易。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改革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沛说,如果不努力从根本上扭转近年来粮食逐年减产,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状况,单纯围绕促进农民增收来做文章,只能见效于一时。
受制于上述种种增收瓶颈,支农政策体系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到致力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然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善政养民不如协同治理?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长期积累,使得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困难重重。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体制在诸多方面运行的是两套政策,并且几十年来逐渐固定化,加上有户籍身份制度,就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指出,中国现在患的是城乡综合征,因为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城乡的差别特别大,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特别失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研究员看来,如果没有制度基础和机制性因素起作用,仅仅靠善政养民,终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给农民补贴不如给政策,给政策不如给权益。”
他认为,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的出路是要农民能够参与协同治理。而城乡协同治理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就是农民的参与,保障城乡之间的和谐和公正秩序,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实现社会财富和权益的公正分配,保障城乡居民之间共享最基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