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三个平衡，即：总量平衡、地区平衡、品种平衡，政府抓粮食，也就是采取措施实现这三个平衡。过去粮食长期处于短缺状态，那时候抓粮食主要就是促进增产、合理分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大为加强，粮食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连续抓几年，就能自给有余；连续放几年，就会重新趋向偏紧或供不应求。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国粮食的供需进入了周期性的波动状态。尽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是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并未能够免除。
粮食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粮食的三个平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这说明，我们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上虽然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至今依然没有达到目的地，甚至不清楚目的地在哪里。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市场化，那么试问：什么叫做市场化?中国的粮食真的能够完全市场化吗?中国的粮食问题客观上存在着高难度，因为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他们国内粮食的需求量占总产量的比率小，粮食多一点少一点不会影响到国内供给问题。而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目前中国粮食的年需求量为4．9亿吨左右，如果波动10％，就是4900万吨，相当于世界贸易粮的14％左右，这个数字在国内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国外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而4．9亿吨粮食的需求，就靠16亿亩耕地，就算单产达到800斤／亩，即便考虑了复种指数，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也达到了60％左右，也就是说，粮食需求和耕地资源的基本状况决定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另外，既便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内粮食增产了，供大于求了，接下去又会出现难以消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因此，中国的粮食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每当出现粮食供大于求的时候，粮食便成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各级领导热衷于招商引资、开发工业园区，搞形象工程，使粮食在经济虚热中滑坡。而每当粮食趋于紧张状态时，由于中央的重视，各地又出现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打“粮食翻身仗”的轰轰烈烈的局面。但是人人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在粮食真正面临紧缺的时候，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过几年重新再来一次吧?
市场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发挥价格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的粮食是不能完全依靠价格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总量平衡来说，价格作用的结果必然是使供给围绕需求上下波动，而且这个波动往往会突破宏观调控的要求。今年国家规定：早稻最低的收购价格不能低于140元／100公斤，与去年相比，主产区的收购价格提高了近50％，再加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补贴，对种粮农民确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可以预料，今明两年粮食增产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今年的高价位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前期的涨价风已经拉高了粮食价格；其二是政府有意识地刺激粮食生产。问题是这样的高价位是否能够得到维持?事实上，造成今年上半年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供需偏紧的原因，正是九十年代中期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所带来的后果。大幅提价——大幅增产——供大于求——价格下跌——粮食减产——供需偏紧——重新涨价，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否正在重复着昨天?第二，就地区平衡来说，价格起的作用并不大。例如苏南、浙东；上海、闽东和广东沿海地区，那里人多地少，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在5000元以上，收购价格的变动对他们并不敏感。以浙江为例，去年，收购份106元/100公斤(全省平均价，下F同），价处补贴6元／100公斤，合计为112元/100公斤。今年收购价155元/100公斤，价外补贴10元/100公斤，合计为165元/100公斤。价格增涨幅度为47.3%，打破了年度涨价的历史记录。人均粮田0．5亩，以平均亩产400公斤计，既使不算成本增长的因素，人均增加收入106元，也不过只占纯收入的2．1％，这2．1％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尽管今年春耕生产时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早稻扩大的面积并不多。
粮食市场化，这只是一条道路。走这条道路，就是要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去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1992年开始，国家就认定了要走市场化这条道路，十几年的探索，虽然变换了几种形式，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套完整、适用的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既没有认清计划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也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思路中取得重大突破。本文作以上阐述的目的，就是想针对我国粮食周期性波折这一痼疾，大胆提出几点设想，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同仁们的共同思考：
首先，我们要采取一种方法，把全国需要生产的粮食总量结合省长负责制落实到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编制一个粮食生产区划。编制粮食生产区划的概念，就是对今后一个时期内全国粮食的生产能力进行充分估计，然后把这个数字分解到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编制这个区划的目的，一是明晰全国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粮食，二是明晰各省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同时，因为粮食生产是一个弱势产业，因此仅仅把生产任务落实给有耕地的地区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粮食消费量进行统计，弄清谁在种田，谁在吃饭。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如何处理这两套数据之间，也就是实际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国内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总的来看，粮食的主产区基本上届于欠发达地区。世界上存在着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问题，同样，国内也存在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问题。
这些年来，为什么一直走不出粮食周期性波折这个怪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认真对待如何处理产区与销区的关系，没有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适时建立起一种平衡产区与销区利益关系的机制。
怎么样平衡产区与销区的利益关系?这里设想了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共同原则是“谁缺粮食谁出钱”。
其—是招标法：实际需求大于生产能力的省，把本省的粮食缺口拿到全国去招标，看看哪个省愿意出多少钱给予你粮食，当然是谁开的价低谁中标。这个方法还可以设立第二个层次，就是在省内采取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其二是征收粮食调节基金法：就是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按不同的标准，对缺粮的省收取粮食调节基金，收取粮食调节基金以后，由国家负责把缺粮省的粮食缺口落实给有生产能力的省，并采取钱粮挂钩的原则给种粮农民发放补贴。当然，这种办法也可以设立第二和第三层次，用来解决省内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当然，采用这两种方法，还有诸如产区如何落实生产任务，粮食调节基金的标准怎么定，如何实现产、销之间的交割等许多细节需要要研究，这里就不再赘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