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比较是收益比较的基础，而收益还取决于产品的价格。中国的玉米单价水平总体来讲是上升的，但波动较大，1996年达到最高值，为每吨1206.5元，2000年下降到每吨856元，单价的多年波动形态呈M形。在价格的影响下，中国玉米纯收益的变化也呈M形，最高为1994年，达每吨403元，1996年以后持续下降，到1999年纯收益第一次低于0，开始亏损(见图6、表3)。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玉米单价呈下降趋势，但自1988年以后下降缓慢。2000年，美国玉米单价水平为每吨70美元，合计人民币每吨576元，比中国低280元.在单价的影响下，美国玉米的纯收益在1979年达到最高，为每吨69美元，1982年最低，为每吨—47美元，其他年份在此之间波动。1996年以后，玉米纯收益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纯收益合计为每吨—91元(见图7、表3)。
仅观察数据可以认为，中国玉米的收益率高于美国，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年份的收益率是正值，即大多数年份玉米生产处于亏损状态。但成本和收益表并没有统计国家对农民生产的补助。为了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农民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美国实行了对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反季节补贴、收购价保护等政策。有资料表明，美国政府给玉米生产者的补贴有玉米产量的补贴，也有玉米种植面积的补贴，这两项加起来，相当于每吨玉米的补贴达673元。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是从1996年开始的，主要体现在对粮食的最低保护价上。与美国全面的农业保护政策和措施及其效果相比，中国的农业保护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并且随着中国粮食保护价的取消，中国玉米生产的保护政策进一步被削弱。这充分说明美国玉米生产具有“高补贴”特性，而中国玉米生产则属于“低补贴”。
三、原因讨论及建议
本文认为，国情差异、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资源禀赋状况、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诱导及农业政策取向是中美两国玉米生产成本历史变化及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1.玉米生产成本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农业发展的宏观趋势。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机械化、化学化为特点的常规现代化农业取得成功后，出现了成本过高、补贴加重、能源消耗、资源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在世界上率先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以及“持续农业”。这些农业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或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强调生态环境第一。另外，美国农场的数目在1950～1969年间迅速降低，从540万个下降到270万个，至1990年只剩下190万个农场。这两方面的变化是美国玉米生产成本降低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增加产量以确保食物安全和消除饥饿是其不能放松的重要方面。但1993年以前产量的增长超过了成本投入的增加，之后则相反。有文献也表明，中国在改革前期玉米单产增长快，而后期增长较慢。尽管中国玉米生产具有“高成本、低产出、高补贴”的特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既要追求玉米“高效”生产以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还要保障“食物安全”，保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需要适当投入化肥以及低毒农药等。
2.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资源禀赋状况是影响非现金成本投入及其变化的原因。要素的稀缺性不仅影响成本高低，而且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中国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为0.264公顷，美国则达62.6公顷，高出中国数百倍。因而美国在玉米生产中更为注重机械化生产，中国则更注重劳动力投入，这表现在两国的非现金成本构成差异上。
因此，我国应着力发展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3.农业技术的诱导是可变现金成本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人地”关系的差异使中美农业发展遵循要素替补的原则有所不同，但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替代”和“土地替代”技术却在相互融合，例如中美玉米生产成本的动力、种子、灌溉等费用在可变现金成本中的构成比例都有所增加。
农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必然的趋势，这就必然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与美国相比，中国种子、农药等代表科技水平的投入明显偏低。因此，针对中国而言，“投入”更应倾向于科技。
4.农业政策和管理是决定固定现金成本的主要因素。固定现金成本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美国农民的非生产性负担越来越少，中国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高。农民负担的大小反映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倾向以及农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运作效果。
农业是特殊的基础产业。对农产品这种战略物资常备不懈的保障需求，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农业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以1986年为例，美国提供了相当于农业产值15.43%的价格补贴，向农业保险提供20%～30%的保费补费。
中国农业基础薄弱，且长期受到“剪刀差”的不合理困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协议》关于国内农产品补贴的基期(1986～1988年)，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一直处于负值状态之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部门发生的净资源转移共达到1400亿元，是该时期政府对农业部门财政转移支付的10倍。相比之下，中国对农业的保护远远落后于美国。
成本外支出是农民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农业税的变种，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的措施就是降低成本外支出。2004年，中国减免农业税的改革已经开始试点，相信对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包括玉米在内的农产品的成本及增加农民收入等将起到重要作用。
有必要说明，随着土地流转机制的转变，土地机会成本将会迅速增加并进入成本核算体系；随着劳动力雇用的普及，劳动力成本仍会有所增加。这些都将使中国的玉米生产成本继续上扬。如何降低玉米成本，增强玉米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是，未来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