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主导国际玉米市场？
究竟在国际玉米市场上谁是主导者？2003年世界玉米产量6.3亿吨，超过大米（5.8亿吨）、小麦（5.5亿吨），是最大的粮食产品。在可预见的将来，由于亚洲等经济增长活跃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玉米产量有可能进一步增长。美国现在年玉米产量大概是2.5亿吨，中国1.2亿多吨，巴西4000多万吨。美国玉米占世界总产量的42％以上，中国占19－21％左右，巴西7％。全球玉米出口每年大约7000－7500万吨，主要集中在美国，出口约占世界的56％，中国2003年占13％（其他年份份额较小），阿根廷11％。显然，美国是全球玉米市场不可动摇的主导者。值得重视的是，世界玉米生产和出口的高度集中，加上大粮商的垄断性经营，有可能增加风险控制的难度。因此必须关注国际市场风险的控制问题。
玉米进口需求主要在日本，每年1500－1600万吨（占18％），韩国目前进口已达1000万吨（占10％），比10年前增加了75％。其他主要进口市场为墨西哥、埃及、加拿大和欧盟。总体来说，玉米进口市场结构变化较快，而且分散，这也是导致风险管理不确定的重要因素。
二、国际玉米政策与风险管理
目前的国际玉米政策，由WTO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框架所管理。尽管10年前乌拉圭回合达成了农业协定，但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不公平的国际玉米贸易环境。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还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措施支持，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国际农业补贴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恶化。OECD估计，美国2002年对玉米的补贴达68亿美元，玉米产值中25％来自政府补贴，每吨补贴20美元（2000年达37美元）。
不公平的国际玉米政策增加了玉米生产国风险管理的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玉米国内高补贴政策的溢出效益。美国政府的贷款差额补贴、反周期补贴等，为其生产玉米的农民提供了一个严密的收入风险控制体系，但严重扭曲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农民非常不利。第二，不公平的出口竞争政策。美国为支持玉米等农产品出口，实施出口信贷政策，也成为扭曲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第三，对世界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我们注意到，美国在多哈谈判中极力反对国营贸易，要求全面实现粮食自由贸易，我认为其深刻的背景是因为美国拥有能够垄断全球粮食贸易的4－5家跨国粮商。对于只有中小粮食贸易公司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任何粮食贸易组织或管理方式，都被认为与美国模式相冲突，有可能受到指责。对中国市场来说，这些跨国公司的垄断经营，是国际市场风险的主要转移途径。今年的大豆危机应该可以作为佐证。大家知道，南美大豆90％的出口由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控制，中国95％的大豆进口也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因此，当中国进口南美大豆时，也要由CBOT决定价格行情，或者需要由CBOT进行风险控制。一旦出现风险，中国市场由于缺乏跨国风险管理工具，就不可避免受到危害。
农业产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的过程，因此风险不可避免，既有市场风险也有自然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市场风险应该通过期货市场和政府政策工具来规避；而自然风险则需要成熟的保险制度。但这些在中国都非常缺乏，所有的风险都可能由农民、加工企业和贸易商来承担，这极大地不利于玉米产业的发展。许多人批评CBOT作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的定价中心问题太多，对国内企业不利。因此提出要搞中国的定价中心。我觉得难度很大。除了必须健全的风险管理机制外，政府的补贴可能是最大的限制因素。如果我们对玉米也能拿出每吨20－40美元的补贴的话，中国农民种玉米的风险完全是可以控制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至少还需要40－50年的时间。因此，从现在起要对开放背景下的国家风险管理给予战略上的重视。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达3.5亿，相当于欧盟扩大后的人口总数。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土资源不足问题是今后我们必然的战略选择。但要重视农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管理。一般来讲，进口量占国内市场流通量比率的高低，有可能影响风险控制难易程度。国内经验似乎已经验证，进口量占国内流通量的15－20％以上，如大豆、棉花等产品，风险控制的难度就较大，CBOT的价格波动风险有可能通过进口链条传导到国内市场。反之，如进口量有限，国际风险管理的压力相对要小一些。
从国内来看，玉米恢复期货交易，目前面临很多挑战，如国有粮食企业入市问题，如何让中国这么多的农民参与套期保值？目前农民没有行业组织，也没有合作组织，如何让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功能让农民享受到？ 今后几年国内玉米市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风险管理也存在一些变数，但挑战肯定较大。由于玉米国内市场分工仍然没有完成，是否会出现“南进北出”的玉米流通格局取决于许多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现在要周密设计好玉米产品的风险管理机制，防患于未然。
三、多哈谈判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
多哈谈判在经历了2003年9月坎昆会议的失败后，终于在今年8月1日达成了框架协议，但是谈判结果比较模糊、不公平，在今后2－3年能否结束谈判，很难判断。其中决定谈判进程的根本因素可能与美国农业法到2006年底到期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2007年调整相关。
中国在过渡期结束后，将基本维持目前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变化比较大的主要是植物油产品，将在2006年开始取消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度。所以，2005年后中国大豆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对玉米进口，将继续维持关税配额管理，可能的挑战是，2004年后，每年720万吨的进口配额是否会实现，形成所谓的南进北出格局。尤其是美国对玉米生产的高补贴仍然存在，要关注不公平的国际玉米贸易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可能影响。
多哈谈判后的中国玉米贸易政策，取决于中国的承诺。是否能够作为特殊产品列为免予减让承诺，对今后国内玉米生产于市场格局至关重要。我认为，在国内粮食市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粮改政策，实现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但是在粮食进出口关口上，应坚持在我国加入WTO谈判中争取的权利，继续对粮食实现进口国营贸易专营制度。否则，中国将无法应对发达国家对粮食的高补贴政策以及对全球粮食贸易垄断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