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新东北”现象，为粮食生产找市场，玉米期货上市工作不断被推动
1998、1999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超过5亿吨，而丰收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只是短暂的，卖粮难的苦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直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困扰着8亿农民和主产区的各级政府。有着“东北粮仓”美誉的东北地区是本次卖粮难的重灾区，给中央和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拖了东北经济发展的后腿。
粮食找不到市场，农民就只能找市长：由于市场价格长期低迷，东北地区的玉米压仓严重，中央不得不进行史无前例的百万吨玉米南调，将库存往不适合长期储存的南方销区转移，为东北即将收获的新玉米腾仓，仅此一项给国家增加的负担就是上百亿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解决“新东北”现象破题，为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探路， 1999年9月，吉林省政府、大连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报送恢复玉米期货交易的请示。当时国务院委托10个部委来对玉米期货进行论证，认为恢复玉米期货可行，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之后在证监会具体指导下，大商所与有关部委积极沟通，不断推动玉米期货上市交易工作。
2001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市场对玉米期货推出的呼声再起。2002年4月，吉林、辽宁、黑龙江及内蒙三省一区政府再次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恢复玉米期货交易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玉米期货的上市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缜密的市场调研为玉米期货铺就坚实上市之路
2002年9月，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证监会做好上市玉米期货合约设计、规则制定和技术准备三方面工作。以此为契机，交易所完成了《玉米期货研究设计报告》等九份、10万多字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大连期货市场的日常管理和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水平，1999—2003年间交易量以年均100％以上的速度增长，一举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大豆期货市场，为玉米期货恢复交易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其后的时间里，大商所不断加强玉米期货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2003年初，对玉米期货合约和规则进行了面向全社会的意见征集工作，并先后在大连、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地多次召开玉米期货合约的研讨会和论证会，广泛吸收业内人士及现货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几经修改，数易其稿，力求增进合约设计的科学性。2004年，交易所派出由数十名业务骨干组成的玉米市场调研团，奔赴全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对玉米的主产区、主销区以及集散地都进行了深入调查，走访了数百家现货相关企业，力求让玉米期货合约最大限度地反映现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期货市场运行规律，为玉米期货上市的成功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春风吹开期市奇葩，玉米期货降生即有用武之地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万事俱备的时候，政策的东风如约而至，终于让玉米期货这支奇葩在金色的秋天里绽放。
2003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历史性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到要“稳步发展期货市场”。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分别提出要“完善粮食现货和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的商品期货品种”，为玉米等大品种农产品期货合约的上市吹来阵阵春风。2004年5月2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使玉米期货上市的外部环境完全成熟。8月份，玉米期货合约终于拿到“准生证”，成为期货市场治理整顿以来第一只上市的大宗粮食品种合约。
玉米作为我国第二大农产品，其年产量达到1.2亿吨、涉及5亿多农民和数以万计的粮食加工和经营企业。玉米期货的推出，将为玉米生产和经营者提供价格发现和保值工具。同时，上市后的玉米期货还将为国家宏观调控粮食市场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和市场化调控手段，将为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再立新功。
玉米期货的上市历程雄辩地诠释了中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从玉米期货的诞生历程可以看出，玉米期货既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