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包括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恰恰是来自与大众，而不是个别精英，相反毛泽东主导的人民公社，却违背了大众所能承受的能力而失败了。谁都知道，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来自于安徽凤阳农民的大胆尝试，而非张维迎先生所说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的利益。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措施一开始许多人都不理解，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要知道，最先支持改革的是农民！这是历史，不容更改。
“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那么，大众现有的心理难道是一种“自我虐待”的情绪，难道大众就不能关注自身的利益呢？难道大众就不能有利益要求呢？为什么，大众对自我利益的一种强烈要求却被一句“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就这样掩饰了呢？难道郎先生因为是站在大众的角度发表观点就被证明是“对社会，对国家是不负责的”？为什么张维迎先生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发表观点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很负责的”？
再说，中国现在的改革焦点不是“善不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有，肯定不是郎咸平先生里提到的那些企业家，而可能是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可能是长虹的倪润峰，他们把企业做大了，拿的还是国营体制下的工资，最可悲的是褚时健最后因为贪污50万被逮捕。郎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说要扼杀我们的企业家，我们不能误解郎先生的意思，这也许是张先生个人的误读，可以理解！
起码在郎咸平文章里提及的企业家都是身价上亿的亿万富翁，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出则名车飞机，住则豪华宾馆，可以利用舆论呼风唤雨……，如果这还不算善待，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猪狗不如。再说，从现在大众的舆论来看，并没有人对他们的生活提出异议，非要他们骑自行车上班，也不是说他们不能拥有亿万财产，又怎么能说大众没有善待他们呢？
的确有几个被杀害的企业家，但看看杀害他们的究竟是谁？2003年2月12日上午，浙江富豪周祖豹老家，被另外一个富豪雇佣的杀手乱捅致死；；2003年1月22日，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另外一个生意人枪杀；；2002年11月30日，香港富豪林汉烈在香港一茶室被另外一个富豪雇佣的杀手枪杀，当场身亡。……在这几起案件发生后，一些学者把他们被杀害的责任相当一部分推卸在杀富济贫的思想上，也就是将他们的被杀害怪罪于社会的中下层，而事实上，他们的被杀害于社会中下层无关，无论是李海仓、周祖豹还是林汉烈，倒是让我们对富人本身产生了怀疑，他们那么有钱还不惜铤而走险杀害竞争对手或走上犯罪之路，本身素质值得怀疑。事实上，他们的被杀害主要来自于商业领域的暴力行为，而且商业暴力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的中下层而不是富人，应该最大被同情的是社会中下层，尽管那些被杀害的富人也应该被同情。
反过来，再看看一些所谓企业家的行为，工人被暴打，克扣工资，女工被侮辱……受害的老百姓即使从比例上来说都要远远高于受害的企业家，一天因矿难死亡的老百姓比一年受害的企业家还多？究竟谁要善待谁呢？少部分企业家的行为说明了整体企业家的素质，同样，一部分老百姓的牢骚也不能说明老百姓的仇富心理。
要知道，现在大众所关注的焦点不是“国有企业是不是改革”而是“希望国有企业改革好”，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好呢？但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好了吗？大众的生活更好了吗？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增长，这是事实，但难道那些变得更加贫困的老百姓就应该“饮鸩止渴”吗？他们天生就是“贫困的人”吗？
难道改革就是非要国有资产流失到少部分人口袋里吗？为什么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MBO，而是偷偷的MBO呢？为什么整个过程不是公平公正，透明的呢？他们的MBO有什么依据呢？难道因为他们是领导就可以吗？他们天生就是可以MBO吗？张先生的MBO理论给出了这样的依据吗？如果没有监管，MBO凭什么要老百姓认可呢？最希望国有企业改革好的是大众，他们中的很多人依赖国有企业，从这一点上说，大众比我们张先生更期待国有企业改革好，而不是他说的阻碍国有企业改革。
现在中国最没有被善待的“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被迫下岗，生活窘困；有的人因为丧失土地成为新的贫困人口；有的人因为动迁丧失了居住的场所；……他们算不算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人？难道他们就没有为自身利益要求发表看法的权利，难道他们的要求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不负责”？张维迎先生的观点正是时下有些地方政府“强制动迁，强制下岗”的理论基础，你不动迁，你不下岗，你不送礼……，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一句“对国家，社会的负责”就搪塞了中国改革的问题，也太简单了。改革究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负责”，还是“不断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难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MBO也是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很负责”的行为？？郎先生说的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什么反而是一种不负责行为呢？
张先生的文章似乎隐含着一点，就是中国的大众似乎在阻碍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就大错特错，最希望改革的就是中国的大众，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中，很多措施恰恰就是大众率先尝试的，从生产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制改革，倡导者是大众，但最大利益获得者却不是大众，大众反对的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改革，是不公平公正的改革”，难道要大众接受“少部分人侵吞大量国有资产的改革”，包括现在的MBO等等吗？难道要那些在改革中丧失权益的大众无条件支持改革吗？问题不在于企业家不可以MBO，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是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MBO了呢？我们不是“反对他们MBO”，而是质问“他们的MBO是不是公平公正？”，他们愤恨的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曾经侵吞国有资产”而现在却一跃成为企业的主人！而他们自己却更加贫穷了。
“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这毫无根据。精英天生不就是精英的，精英恰恰很多就来自与大众，哥白尼是精英还是大众？邓小平是精英还是大众？邓小平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被公众舆论扼杀的”难道就是“伟大的学者”？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历史上很多伟大学者的理论本身就是错的，就是要被大众所唾弃的，就是要被历史所否定的”，而“大众的很多理想恰恰就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中国改革的就是中国最朴素的中国农民！张维迎先生凭什么论断“被大众舆论接受的学者就一定是错误的呢？”理论对不对和舆论扼杀没有必然结果，“邓小平的改革理论被大部分数人接受”难道就是错的？
如果再来讨论中国是不是需要改革，本身以毫无意义，再说老百姓所关注的早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了。所以张先生也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错误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是不是需要改革的层面上，断定大众在阻碍改革，实在强人所难。应该更多的关注是如何改革，如何确保改革的公平公正？如何确保大众的利益和改革的利益是一致的，确保大众从改革中受益。这对张先生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但必须提醒的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离开大众的支持，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张维迎先生过去倡导的很多改革理论也许是对的，但并不能断定结果也是对的。不妨张先生关注一下现在中国的MBO是不是他当初倡导的那种MBO，也不妨关注中国大众的生活和情绪，不要断定“被大众接受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想当初，张先生的理论不也被大众接受过，推崇过吗？那难道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大众反对，不是反对MBO，而是如何MBO，张先生应该完善他自己的理论。
如果还有时间，张先生不妨思考一下：“怎么来善待中国的老百姓”，这个问题大众是不扼杀的，也许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