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土地关系；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广积粮；为治之本
明朝始于1368年，由朱元璋建立。朱元璋(1328—1398年)，字国瑞，先世本为沛(今江苏省沛县)人，17岁时父母兄相继病亡，孤苦无以为生，曾为地主牧童，投皇觉寺为僧。后游食于合肥、及光、固、汝、颖(今河南省东南部至中部)诸州，“三年复还寺。”是时各地反元运动爆发，朱元璋加入郭子兴起义军，骁勇多智，为郭子兴赏识所擢。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年仅28岁的朱元璋当上了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的副统帅，率兵渡长江，次年攻下集庆(今南京市)。后10多年他广招谋士，扩军占地，势力大长，逐灭群雄，遣军北伐，逐走元朝皇帝，于1368年称帝，号称太祖，建国号明，建元洪武，直到1398年，共计30多年(如果从他攻占集庆算起，则在位达42年之久)。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深知江山来之不易，为避免元朝覆辙，巩固政权，他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尤其在农业(粮食)方面，制定了内容广泛的优惠政策措施，颇有力度，效果显著。
一、体恤农情，以“宽”理民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于农民的皇帝，他来自贫民，亲历田间，深知物力为艰，了解民间疾苦。因此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四民之中，惟农是最苦。”他说：“士农工商四业之民，算是农民最为辛苦。他们勤苦劳作，难得休息。遇到丰收年头，还可吃饱。碰到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总要想到种地织布艰难劳累”，其实，朱元璋早在称帝前，就曾发表过体恤农民的言论，他有一次与儿子外出时，令其体察农民生活状况，并作如下教诲：“夫农，勤四体，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只不过是茅茨草榻，所服只不过是练裳布衣，所饮食只不过是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之上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恤下情。”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他诏遣周铸等164人前往浙江核田亩经理以实闻，毋忘有增损为民病，并对朝臣说：“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须失中，则百姓怨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前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勿令有妄扰。”。并对下属表示：“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联观之，宽民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在政权建立伊始，就这样反复强调重农和恤农，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因为明太祖认识到，要巩固统治地位，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困苦，与民休养生息。与民休养生息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动群众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为明太祖深知，“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衣食之本，在于农桑。”。只有发展农桑，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国家才能兴旺起来。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亲履田亩之后，大发感慨地说：“农为国本，百姓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艰难，古人常以为戒”。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是最为辛苦。春天鸡一叫，就得起床赶牛下地耕种。插秧之后，既需除草，又得施肥，太阳晒得汗直流，劳碌不成人样子。好容易庄稼收刈，但完税粮之后，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生活更为困难。可是赋税全靠农民所出，为差之事亦是农民份内之事。为此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这种带有悯农色彩的农本思想，自然而本能地使明太祖得出“民者，国之本也”“凡为治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的结论。
二、奖励垦荒，发展生产
社会安定与否是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元末动乱中，民心思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明太祖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提出“安民为本”，表明他已经触摸到封建统治者安邦治国的真谛。如何实现“安民”呢?为了达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安民目的，确定了“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安养生息”的恢复整个社会的根本任务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恢复整个社会安民的根本任务，并围绕着实现这个中心工作，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调整土地关系，奖励开荒。明朝开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留下多是无人之地。”为了发展生产，明太祖于洪武八年(1375年)诏谕：“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求为已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税粮。”比如五年(1372年)曾诏：“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丁为限。”二十八年(1395年)又诏：“山东、河南新垦田论多寡，俱不起科。”如此大量的诏令，说明仅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地主遗弃的荒地可变为民田，而大量无主荒地也可成为自耕农土地所有权合法的门票。由此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空前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运动，从而造成农村人口大迁移和土地大开发。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迁苏州富民实濠州。明初移民垦荒自始开始。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之民4000户往耕临濠，就所种田为已业。四年(1371年)三月，移山后之民17000户耕田于北平。十五年(1382年)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元将何真所部降民24000余人于泅水屯田，等等。此外江南向江北移民，江、浙省内向各地移民，湖广向西南云、贵、川移民以及内地向边疆地区移民，某些边境地区向内地移民，次数之多不胜枚举。明太祖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军队是明初垦荒运动一支重要力量。军屯最始于元至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立民万户府，令军士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军屯的目的是为使军粮自给，减轻百姓负担。经过数年实践，军屯经济效益显著。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康茂才所部得谷15000余石，除给军饷外，尚余7000石，明太祖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兵屯田之令，“诸将务必勤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使兵食充足，而国有所赖。”从此，军屯便在全国军队中广泛而有序地开展起来了。此外，还有商屯，即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明初募盐于开中，谓之“商屯”。后来有些盐商在边境招人垦田地纳米饷边，而成为明初屯田垦荒的组成部分，因此，全国耕地增加，粮食增长。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耕垦土地850多万顷，出现了《明吏．食货志》记载：“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的局面，仅二三十年，便使用权元末残破不堪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农田比元朝增长了4倍，粮食产量增了2倍。
(二)轻徭薄赋，解放奴婢。明太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深知当时天下嗷嗷，民不聊生的状况，他说：“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始飞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如何安养生息呢?明太祖归结为“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以，“阜财之民”即从事各种职业的百姓能各自安其业，从而增殖自己的财富：“息民之力”即减轻赋税、徭役，给百姓休养生息，各安生业的机会。其实，早在建国洪武元年前一年(1367年)朱元璋就已经下令中书省：“凡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郡县，及今后新附土地的人民，桑、麻、谷粟税粮、徭役，令有司尽行蠲免三年”。这一具有实惠政策的摧行，使长期战乱中濒临绝境的人民获得生息的机会，为社会经济复苏提供了前提。
随后，明太祖始终把轻徭薄赋作为实施“息民”之措施，洪武元年，他对制定役法的中书省的官员说：“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有限，岂能独安?自今凡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皆罢之”。淄，据史料记述：明太祖在位多年，免租赋49次，因凶年饥馑而行赈济25次。为整顿赋役，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编制赋役黄册，并绘制鱼鳞册，作为征收赋役的根据。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造册，翌年，在全国摧行。“黄册，首著户籍，次田地、房屋、牛只”。也就是包括各民户人口和主要财产；鱼鳞册是关于全国私人耕地的图册。两册“每十年一大造。”经20多年绘制完成。黄册“以人户为主”，重在徭役征发；鱼鳞图册“以地田土为主，“重在田赋征收。”这些措施为明王朝的赋税的征派提供了完备的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主逃漏赋役，避免农民产去税存，课役畸重畸轻的现象，起到平均负担的作用。
明王朝是在元王朝的废圩上建立起来的，不免带有元朝的一些奴隶制的残余，如奴婢、驱丁、驱口、投下户等，他们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状态；加上战乱使人丁伤亡过大，农业劳动力异常紧张。为了解决发展农业(粮食)所需劳动力，明太祖下令释放奴隶，严惩禁阉人为奴的罪恶行径。对于陷于奴隶地位的平民即日放还，复为民，违者“以阉抵罪，没官为奴。”同时对“僧尼日增”现象必须加以抑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严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目的在于为保证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
(三)兴修水利，发展交通。水利是农业(粮食)生产的命脉，交通运输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运军调粮、移民开荒需要交通。荒地开垦之后需要用水灌溉，南方水田离不开水，北方旱地更需要水。为此，明太祖在大兴开荒的同时，开展大修水利、交通，建设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其实，朱元璋早在即位前的战争年代里，他就关心农田水利事业，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任小明王手下中书平章，他便在其辖境内设立营田司，并任富有农政经验的康茂才为营田使，专职管理农田水利事业，并对康说：“春作方兴，虑旱撩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无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到洪武二十八年(1368年)全国整修塘堰40987处、河流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其中修复广西灵渠、四川都江堰等历史著名的水利工程。
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是水上和陆地运输。在整治南北大运河水利交通方面，明初南粮北调，主要靠海运。洪武末年，以辽东等处屯田成效显著，兵食可以自给，停止海运。四川、云南诸地市的马匹、贡物等皆由大江运达京师。为此，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命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50艘，每艘民夫30个，以备转送。在广大北方主要靠陆路运输，工具以牛、马、车为主。因此，明太祖在命令全国军民普遍“修治桥梁道路。”的基础上，以修通驿道为重点，在各州大力兴办陆路交通。驿道是为军政服务的，兼具各种交通运输职能，在一定意义称为“国道”。还有专门通往边疆地区的边路。“从肃州西北行通往西域的道路，经明初修筑后，也通行无阻。”这些交通干线难于计数的一般交通路线纵横交错，几乎深入到明朝统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个庞大而又细密的交通网络。它联系着城市和市场。因此，这些交通线的畅通，不仅对发展经济、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商业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受益最大的还是农村和农业(粮食)生产和流通。
三、粮备荒，“广积粮”
朱元璋攻占徽卅时，召见朱升(1299--1370年，元朝学正，明时参与撰国史，洪武元年为翰林学士，后隐居石门)询问时务，朱升答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一策略。为了调剂民间粮食余缺和贮粮备荒，明初普遍摧行预备仓、社仓。预备仓是洪武初年设置的。开始由政府出资助200万贯籴本，由各省推选德高望重的“耆民”(长者)分头去收购粮食，并在居民集中 居住的地方建仓。每州县东南西北各一座，以备荒年赈济饥民。这属于官办粮仓。老百姓有粮出售也可直接运赴官仓交纳，政府按市价给值。粮食入库仓门加锁，由“富民”看守。粮食则是“岁歉则散，秋成则还”。广种粮食是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粮食产量是农业生产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明代初年，不仅朝廷的国库粮积充实，而且地方军民的粮食供应也有保障。拱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大宁前都督佥事商嵩奏称：“所筑大宁四城，见贮粮粟，大宁31万石，松亭关58万石，全州25万石，足供数年边用。”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疏言：“山东济南广储、广丰二仓粮食757000余石，分给临清训军士月粮，二仓蓄积既多，岁久红腐，今年秋粮，宜折棉布以备赐给。”其他各地也有比较充裕的粮食贮备。据史书记载：明代初年(洪武末年)，史称“洪武之治”，即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腐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可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在这个基础上，随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基本上保持上升和发展趋势。史称“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腐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抑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当然，并非说当时已出现粮食过剩，供大于求了。事实上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历来是人口多，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经济实力低下，灾害又延绵不断，封建地主的压榨，历代王朝都未能真正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就在号称全国粮食“蓄积甚丰”，以至“红腐不可食”、“军民胥裕”的明朝初年，已出现大批因无粮可食而四出逃亡的“逃民”、“流民”，仅《明实录》记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年间，逃民多达440余万人，比当时政府组织的移民220万人多1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确1／2。之所以称其“蓄积甚丰”，只是与元明战争期间相比较而言。然而尽管《明史》记述有溢美之嫌，但明初六七十年间，社会比较安定，农业(粮食)经济向前发展，当是历史事实。明太祖的重农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作为封建帝王的明太祖能从元末农民起义中体会到“所惧者民”，能以元朝的覆舟之为鉴，从而“安民”作为“为治之本”，宣布要解决百姓衣食问题，这种见识和胆略实为难能可贵。后来，清代康熙(1662—1722)年在位)在明太祖的寝宫前竖碑以评价他的治绩，称之为“治隆唐宋。”这是当之无愧的。元太祖的安民为本，为明初从逆境中走向复苏和繁荣，其治绩确实高于唐宗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