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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怎样未雨绸缪?

  作者: 来源: 日期:2004-08-23  
特邀嘉宾:郑超愚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何德旭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主 持 人:陈建新

  □国家为什么要对宏观经济发展采取宏观调控措施

  □在经济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

  □国外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是否一般也以央行为先导

  □下一阶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宏观调控处在关键阶段,既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效,但基础还不巩固,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依然很大,煤电油运供求仍然紧张,造成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没有消除。如何对宏观经济的变化作出具有提前量的判断,对于下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者带着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博士。

  记者:国家为什么要对宏观经济发展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

  郑超愚:宏观调控是西方国家通常采用的手法。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凯恩斯主义开始,西方国家都是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积极干预的,都是以“看得见的手”为主,从来没有想过不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在特殊条件下会影响总需求的理想水平的决定,在较一般情况下,则会体现在国家对经济增长的管理责任中。没有一个政府不对经济增长负责。宏观调控在反周期、经济稳定方面不存在主流理论的回潮。

  我们对宏观调控、需求管理有疑问,是因为我们有那么一种对立的观念,认为自由主义即强调市场的自平衡作用与宏观调控是对立的,一个治本、一个治标,一个长期调节、一个是短期调节。我认为凯恩斯的那句话还是有意思的,凯恩斯说,“就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他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已经那么严重了,还有很多人在讲这是暂时现象,长期来看,经济会恢复均衡、走出失业。凯恩斯则认为在既定的体制下,通过宏观调控经济可以改善。在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接近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今天,这方面的国际经验我们还是要借鉴的。

  何德旭: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中紧密联系的众多产业本应协调发展,但在一些具有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性、非价值性等特点的物品和特定领域,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以促其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由国家对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其目的是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

  其实,经济学上的“宏观”,指的是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等总量,宏观调控就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这些总量进行调节,或者说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宏观调控作为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广泛以及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经济固有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经常处于非均衡状态,因此,为了缓解由此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才需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使两者趋向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衡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特有的经济职能。

  由此可见,宏观调控并不是代替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只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必要的条件。

  记者:在经济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要观察哪些经济指标的变化?

  郑超愚:西方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分,我认为,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怎样有效地配置资源,而宏观经济学则研究怎样充分地利用资源。从这个角度说,只有资源充分利用的、并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才是产生最大效益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才有了潜在总供给和实际总供给的差别。

  宏观调控是一种反周期、稳定经济的政策选择,所以首先需要对经济增长和周期作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实际上,近一年来有关经济冷热问题的争论来自于对潜在GDP的判断有差别。而且,过热和过冷是一个水平概念,还要关注速度,既要考虑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的变化。

  在典型的经济周期模式中,从波谷到波峰的经济扩张过程必然顺序通过相应经济周期形态。如第一阶段,经济扩张初期,经济呈现萧条状态,实际GDP增长速度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而实际GDP水平低于潜在GDP水平;第二阶段,经济扩张中期,经济呈现均衡状态,实际GDP增长速度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而实际GDP水平接近潜在GDP水平;第三阶段,经济扩张后期,经济呈现繁荣状态,实际GDP增长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实际GDP水平高于潜在GDP水平。我认为,从2002年起,中国经济就重新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经历了从经济萧条向经济繁荣过渡的经济周期转换,所有的判断都应建立在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所处经济周期的判断上。

  记者:这次宏观调控中,央行首先观察到经济的局部过热现象。国外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是否一般也以央行为先导?

  郑超愚:无可置疑地说,货币政策在反周期中起领导作用,西方经济学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说明了这一点。近10年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经验都表明,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有效,由于财政赤字存在债务偏向,所以财政政策在反周期中不起作用。从传导机制上而言,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的效果更易观察到。所以,无论从哪个国家看,货币政策都越来越积极。我们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操作,与世界趋势、国际经验相吻合。

  何德旭:从此次宏观调控的过程及效果看,中央银行对经济问题发现早、行动快,对此次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立下了汗马功劳。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去年上半年,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开始不时出现。面对激烈的讨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部门最先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态说,及时预防和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关键在于中央银行要增强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作出“提前量”的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等到已经出现通胀时才采取措施。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效来看,如果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可能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当然,我们也观察到央行出台的政策存在一些“时滞”。这个“时滞”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从发现问题到决策、实施、见效通常会有一定的“时滞”;另一方面,也与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有关。虽然,在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越来越受到强化和重视,但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比较小,受到其他政府部门和官员“噪音”的干扰。从经济学角度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没有问题的。此次宏观调控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行政手段的采用和政府干预的增强,也显示出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意义。

  记者:那么,您们对下一阶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什么建议呢?

  郑超愚:从一个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角度而言,我对宏观经济的研判提几点看法。首先,中国统计制度缺乏经季节调整的GDP增长时间序列,只能以GDP同比增长速度指标代替,误导性太大。其次,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需要改进。宏观经济模型应是理论的,不是统计的。在理论支持下做宏观经济模型,尽可能地追索出因果链。这个模型宁可简单点,而不是复杂模型。小型的、在理论支持下、可以追索出因果链的模型比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而且,现有的模型是建立在结构稳定基础上,但我国的结构并不稳定,这对宏观经济最危险的。第三,宏观经济研判是一种科学的实证研究,个人的判断和素养是很重要的。

  何德旭: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和突出问题,国家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是一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市场经济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关注和加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在我国整个经济转轨尚未彻底完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经济扭曲,进行宏观调控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内涵,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似乎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有人把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也有人把宏观调控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还有人把宏观调控扩大到产业政策等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区分清楚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只是政府驾驭或调节市场经济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是解决一些眼前的、暂时的矛盾和问题所必须的。但是,宏观调控不能代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治本之策。我国经济中之所以经常出现一些总量失衡的问题,也与改革的滞后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人们经常谈到的投资过热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投资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够,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不高等,这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职能上越位和缺位,表面上是受片面政绩观的驱使,实质上反映的是相关体制的缺陷和不健全;还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彻底,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市场体系还不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因此,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已经刻不容缓。

  还有,宏观调控要注意比较调控“收益”与调控“成本”。就此次宏观调控而言,调控的“收益”是明显的,投资增长过快、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改观,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的抑制,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付出了不小的调控“成本”和代价,包括由于“一刀切”、行政干预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体制复归等。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历史上又没有存在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往往热衷于、也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特别是行政干预对许多人来说是轻车熟路,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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