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粮食企业是否应当保有一定的库存呢?
首先，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中正常条件下，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是否保持一定量的库存，以及库存量多少“合理”，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干预。一般而言，企业为了保持生产和销售的连续性，总是要保持一定的库存量。企业的流动资金会合理地分配到原料、半成品、库存产品、在途产品和零售产品等各个环节。但是，库存量对每一个企业并不是一个“常数”。它取决于复杂的主客观条件，比如企业管理水平、自有流动资金数量、仓储条件、交通运输环境、销售覆盖范围、居民收人水平及消费习惯，等等。在当今科学技术支持下，如果信息化程度高、物流条件比较好、供应链旨理科学，企业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库存乃至实行“零库存”。因此，对各种类型的粮食企业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规定整齐划一的“必要库存量”。政府毋须在这方面为企业当家。总而言之，即使企业因为库存不足，生产停摆，脱销断档，那也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不必去管，更无权去处罚，否则就是政府的越位。
那么，是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粮食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绝对不可以规定“库存量”呢，那也未必。但这只能是在特殊条件下，当国家和地区粮食出现严重供不 应求或严重供过于求，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时候，国家运用常规调控手段，如储备、进出口等办法，仍然无法维持市场正常运行，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使用“库存量”管理这一手段的。即使市场体系健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排除使用这种调控手段。但是这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使用的非常规调控手段，而且使用时只做单向规定，即如果丰年规定企业最低库存，就不规定最高库存；歉年限制最高库存，就不规定最低库存。有些国家由于地形复杂，粮食运输受气候影响较大，对粮食经营企业有库存量的要求。比如，有千岛之国称谓的菲律宾，对一些岛屿上的粮食经营企业有库存量要求。当然，国家处于战争等非常时期则又当别论。由于这种“库存量”管理直接涉及企业经营成本，属于微观干预，因此在运用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到十分必要，不可轻易使用。对这种干预手段的适用条件，应当从一开始就明确界定，以避免滥用。同时，对地方政府使用这种手段应要求其请示国务院，不经国务院批准，省一级政府不得作为常规调控手段自行使用。在出现地方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要避免一旦粮食供求紧张，地方政府运用这一政策“划地为牢”，把粮食锁定在省内，妨害全国粮食大局。
不仅如此，倘无严格的限制，各地粮食、工商部门都有权就“最低库存量”和“最高库存量”进行“监控检查”、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处以罚款”和“吊销执照”等等。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还能够顺利进行吗?
把一种非常规手段纳入法规或条例，需要防范的最大风险是有关部门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把非常规手段变成常规手段，使企业凭添库存负担，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对这种“风险”，却不见有相应的条款来约束和规避。这无异于假定，在这方面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只会是企业。这种假定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对企业也是不公正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流通的法规条例当然要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但应当是与国家法律相符合，尊重和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不危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在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企业必须“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国家根本利益。这种“服从”归根结底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但是对此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严格的限制，以避免出现随意性和扩大化，以至于无端损害了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削弱了市场的活力。也可能出台这一政策的初衷包含着反对囤积居奇、市
场垄断。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但不应当为了解决少数甚至极少数企业的问题，而累及多数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专门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来解决这类问题。
为了搞好粮食流通，政府对企业既要服务，又要管理。就政府转型方向来说更重要的是服务。政府应当通过做好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计保护企业、支持企业；即使是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规范，也应考虑尽可能降低企业承受的代价。要坚决取消那些对宏观调控无助，对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无益，而又给企业增加许多负担的繁琐规定。在新一轮粮改中，相信绝大多数业界人士都希望“必要库存”不会变成新版的“合理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