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高速增长出现在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正好也是人大选举年和政府换届，说明政府行为和几次经济过热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关系。然而相似的过热，却可能有不同的结果。1993年时，中国经济仍带有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短缺经济”的特征，过热导致高通胀；伴随本轮过热的不是通货膨胀，而将是通货紧缩，许小年博士这样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已是一个“过剩经济”。
许小年认为，如果世界经济史上确实发生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话，其标志是服务业的兴起和制造业的相对衰落，欧美、亚洲各国莫不如此。然而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3年已超过50%，与全球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二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很难成为当前投资高增长合理性的理论基础。特别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继续发展资本密集和消耗大量资源的制造业并非中国的优势，经济的重心应该逐步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移，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至于国际分工新格局引起的国内投资高潮，许小年以数据说明，国外对华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已从1990年中期的10%-12%降到了过去一、两年的7%左右。很明显，这次投资过热主要是内资所为。关于民营部门为当前投资主力，许小年指出并未看到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这一观点。即便是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也不能认为是天然合理，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主体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但政府仍然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许小年博士称上述这些为当前投资高潮寻找理论支持的做法为“新瓶装旧酒”，新标签并不能掩盖单纯依赖增加投入以维持经济增长的事实，高增长的结果是低效率。以全部上市公司为例，总资产回报率从1990年代初开始一路下降，在2003年前三季度已降到3.6%，低于一年期贷款5.3%的利率，即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其资产经营效果不足以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这样的增长速度越高，企业亏损越大，将来银行的坏账越多。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过热的危害，并开始采取相应的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准备金利率，暂停在钢材、铝业、水泥三个行业的新投资，调低2004年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目标等。除了宏观调控措施之外，许小年认为，推进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是提高投资效率，确保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包括银行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过热”再次降临中国。与前几轮“过热”不同，这是一轮“没有温度的高烧”，面对即将出现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然而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如何从单纯依靠增加投入转变到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