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专家见仁见智。日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陶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了对话。
人民币是否有升值的实力
张陶伟：人民币是否升值，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我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就是人民币是否升值本身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应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二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人民币在近期有升值的压力，但是人民币没有升值的实力。
杨帆：我是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了，在三四年之内，大概有３０％左右的升值空间，至于好处坏处，首先要确定升值的必然趋势，完了再想办法，去趋利避害。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实力。因为现在的升值压力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技术水平提高的速度实际上快于美国，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物价水平还是比较低。
任若恩：你有什么证明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比美国快呢？
杨帆：这个当然了，因为从中国的进出口上就可以看出来。这１５年来，我们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引进是它的技术和设备，这个虽然不是原创的，但它确确实实使技术速度提高得快。
人民币升值ＶＳ百姓生活
任若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原因是什么？首先要决定你现在的财产是用什么货币形式表示的，很可能你手里有好几种货币，如果你有好几种货币，那我就要问，你每一种货币占的比例差不多是多少？
现在一般的老百姓拿的都是人民币，那么升值之后，这还有第二个问题，在于你怎么去花这个钱，如果你挣的是人民币，然后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中国国内，这个汇率变不变，对你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如果你挣的是人民币，你又非要到外国去花钱。汇率的变化就会对你发生影响。
张陶伟：我补充一下，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很多的消费品，包括一些工业品有很多都是进口的，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还在用人民币消费国外的资产，所以短期来讲，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老百姓兜里的钱就更值钱了。
但这只是一个账面意义，其实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它并不完全考虑个人兜里的货币，升值之后，相对于别人的增值，更重要的就是要考虑长期的经济政策、就业的水平。如果我们现在东西升值了，等到我们哪天失业了，你赚不到这个钱的时候，那这个升值有什么意义？所以短期来讲，升值了，我们已有的钱就变得更值钱了，但事实上，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出口可能受到打击，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萧条了，如果经济上萧条了，我们挣不到钱时，这个值钱不还是没有意义嘛。
杨帆：谈汇率不是谈汽车和住房，或者谈消费品问题，汇率问题就是汇率问题，不要强往老百姓身上扯，主要是个投资者的问题。
张陶伟：我觉得实际上汇率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事实上我们国家是加工品出口比较多，汇率１０％的波动，实际上可能是出口利润的１０％全都没了。这样就会面临失业问题，所以说汇率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杨帆：汇率问题是不能把进口和出口分开来谈，出口和进口在中国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你们老是考虑居民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汇率问题和投资关系最大。
汇率是一个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它是涉及人民币外币价格问题，它首先会涉及进出口，然后是涉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家投资资本的流动，这些都涉及之后，是涉及各个产业，直接到老百姓这一步，还差得很远，它给老百姓的影响，是通过投资者的变动来影响的。因为汇率不是一个消费品，它是金融的一个核心价格问题。
所以说无论升还是不升，升的预期是变不了的。这样就造成大家把外币都不断地卖给政府，完了换成人民币，再拿人民币去买房子。这是很不合算的一件事，对政府也不合算。
任若恩：我同意汇率是一个宏观的综合的指标，但既然是宏观问题，我们人人都生活在里头，它怎么会跟我们没关系呢。
张陶伟：而且我认为，如果还是按照粗放式经营的话，其实人民币已经不是升值的问题，是要贬值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一种很良性的状态，所以汇率事情还是慎重为妙，不要轻易说升，也不要轻易说贬，一切都要把我们其它的工具，使用尽了之后，再来看。
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ＶＳ汇率波动
任若恩：国家的宏观问题，我们就把它简化为两个最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看它对外是不是平衡的，也就是它的贸易是不是平衡、资本是不是平衡的？然后再看它对内是不是平衡？所谓对内平衡是指它有没有通胀，有没有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贸易，原来很好，是顺差，但是今年一季度已经开始逆差了。这样我们的外部就开始不平衡了，我们的内部呢，原来我们是通货紧缩的，但现在也开始通胀了，这又是不平衡了，而我们的失业情况也一直没有特别好转。所以我们实际上内部和外部都是不平衡的，我们干吗要去升值人民币呢？
杨帆：这个不平衡就只有用升值才能够解决。别的政策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又琢磨什么提高利率，这都是错的，没有用的，而且是判断不准的，就是只有动汇率政策，人民币就是该升了。当然升值以后要控制奢侈消费品的进口，不能搞自由贸易，升值以后要进口石油、粮食。升值以后，这个进口就便宜了，用这个才能够克服中国的通货膨胀。
张陶伟：我跟你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等到中国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外贸政策，用得差不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再考虑汇率问题。
比如说出口退税我们还可以继续降，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可以再调整。我们还有一些财政方面的东西也可以减少。缓解这种不平衡，我觉得还没有到一定非得要动汇率的这个程度。存美元ＶＳ存石油？
张陶伟：当然，如果汇率升值的话，我们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会便宜，但事实上呢，中国现在一方面是进入到重化工时代，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上这么多资源，都要用中国来消耗的话，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的。
杨帆：就是进入重化工时代了，所以中国要大量地进口资源，还不仅仅是石油资源。比如说钢材，一个农民进城需要３００公斤，要是农民进城成了气候，每年就需要三亿吨钢，这就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再有就是粮食。我们前几年有一个错误判断，以为粮食多得不得了了，实际上现在突然紧张起来。石油、粮食、矿产，大量需要进口，要我看还得大幅度升值。
张陶伟：当然升值之后，原材料便宜，但事实上，也鼓励了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采取粗放经营的方式。
刚刚有一位中科院研究的报告，说中国在去年，每创造１美元ＧＤＰ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４．３倍，是德国和法国的７．７倍，日本的１１．５倍，中国在去年消耗了全球３１％，３０％，２７％和４０％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但创造的ＧＤＰ却不足全球４％。
杨帆：刚才说就是因为我们能耗高，或者我们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全世界这么多原料了，所以你不可能再用低价方式去买了。汇率即便是升值３０％，或者是４０％，它可以在一天之内，把你的能源价格、原材料的价格提高５０％，因此并不是靠升值人民币汇率来降低进口价格。
任若恩：现在外部世界已经在警惕这件事，这个时候杨帆教授提出的低价购买原料的想法，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实现不了的东西。
人民币汇率ＶＳ银行不良资产
张陶伟：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很高。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些不良资产，就可能变得更加不良了。
杨帆：那有什么根据，我听不懂这个。
任若恩：这个我可以用眼前的一件事情来说明，一月份，国家曾向两大商业银行注入了４５０亿美元。那么按８．２８来做比价的话，４５０亿美元可以冲销很多人民币的资产。如果人民币升值了，同样的美元就冲销不了那么多不良资产了。
杨帆：冲销之后，再升值就没问题了。是不是下次还要冲销啊。你是不是想把那点人民币资产都冲销掉，那怎么可以？
杨帆：另一方面，中国欠的外债这么多，升值了之后，外债不就等于少还了。张
陶伟：但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外债只有１０００多亿美元，可是我们外汇储备，有４３９０多亿美元，如果你升值１０％的话，我们的外汇储备，按照人民币来比较的话，那实际上是减少１０％，那就是４００多亿美元。
杨帆：所以不能再存美元了，赶快把美元买成石油，在中国存起来。
１９８０年代日元升值ＶＳ今日人民币
张陶伟：类似的地方就是说，都是外部在逼着要升值。当时是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的国家，联合起来搞广场协议，要日元升值。但是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１９８５年日本的状况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质量非常高，它从１９８５年升值到现在，经济倒是一直不是特别景气，但是至少它没有崩溃。但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经济的空心化与泡沫化都非常严重。
但日本经济的调整能力比较强，所以它扛得过来。如果我们现在也升值，能不能像日本一样经受住这种考验，我有点担心。张陶伟：实际上升值以后，国家内部的投资成本很高，然后是内部的泡沫，从而产生空心化。
杨帆：那是政府放松了管制，不是升值的结果。张陶伟：你所有这些设想，有可能完全是一个空想，你说这个要控制，那个要控制，可能完全是一个空想。
杨帆：控制不了，不升值也一样的，一样地好不了，就是说，它有各方面的弊病，因为长期处于国内外经济不平衡的状态。
汇率不是价格
任若恩：我很愿意解释一下汇率不是价格这个观点，在这个观点上，可能有一些专业的经济学家考虑得也不是太周全，因为他们很习惯地以为，汇率就像我们的一般价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活动起来，就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汇率是一个宏观经济的综合参数，或者叫综合指数。在这个情况下，很难说活动的汇率机制就一定好。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香港，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贸易，但是固定的汇率。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
杨帆：我同意任教授说的，现在根本的问题，不是浮动，不是汇率机制的问题，浮动也好，固定也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浮动根本浮动不起来，根本原因是水平问题，水平低估了，你宣布浮动，它也只能往上浮，这说明人民币是整个的水平问题，是首先应该往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想要浮动才能浮动起来。
张陶伟：这个涉及到一个汇率的形成机制，我们过去的汇率机制基本上是中央银行来调控，就是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去收购，或者出售美元，用这个方式来维持汇率的某种稳定，因此国外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好，学者也好，就认为中国是在调解这种汇率，是人为的维持这种固定。
任若恩：问题在于，世界上实际有好多种汇率制度，通常经济学家认为，至少有九种汇率制度，那么中国采用的汇率制度，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变来变去的汇率，特别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货币，比如说日元、欧元、美元，它们实行的是一种另外的汇率制度，这完全是不同的汇率制度上的现象，你不能说一个好或者是一个坏，其实它们都是不错的。香港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香港的汇率，不动的时间比内地还要长，所以你可以去问香港，为什么不动你们的汇率呢，如果它
都没动，那我们干吗要动呢？
专家建议
张陶伟：我还是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这在现阶段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很多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
任若恩：我的观点非常简单，那就是，千万不要升，也不要贬，如果说谈到调不调整汇率决定机制，我的观点是千万不要调，特别是不要调到浮动汇率制，那么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这些事都要干了，有某种力量迫使我们必须要干了，我们一定要把汇率的问题，资本自由化的问题，和好多其它问题放在一块来考虑。
杨帆：人民币汇率应该赶快地升值，大概升值空间在三年左右，３０％。升值的方式可以有三种，一个是浮动的方式，每年宣布扩大一个浮动幅度，比如说每年升３％，完了再扩大浮动，再上浮３％。第二个办法是一天升一分钱，连续升三年左右；第三种就是改为和一揽子货币挂钩，这种办法实际也是变相升值。比如说如果和一篮子货币挂钩，就意味着一下子把人民币对美元先升１５％。所以在这种前提下，要考虑配套政策，有这么几个政策，一个要继续用出口退税，要支持我们的技术型的产品，继续支持他们的出口。第二个要控制进口，多进石油。第三个是防止国内产生房地产泡沫。第四个是在这个期间，不能够放松外汇管制，再有就是收入分配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