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有意成全我们的自豪，世界舆论也多有类似的表达。譬如中国政府刚为制止经济过热而采取措施，韩国政府就召开专门会议，分析韩国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应该采取的相应对策；而中国经济近几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也早已引起中国另一近邻日本的密切注意。与一度热闹的“中国威胁论”相伴，“中国特需论”也在日本渐成气候。其核心主旨，是指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将造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周边国家的过剩生产能力提供出路，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因此“中国特需论”差不多可以看作“中国拉动论”，甚至“中国拯救论”的另一种表达；更直接也更夸张的表达来自美国的《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不无调侃地写道：中国像吸奶一样从世界各地进口，他们的经济正在给整个亚洲地区的发展加油……
种种现象都在陈述着同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其实在1997年那场金融风暴中，中国就已经显示了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不但凸显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的政治担当，而且第一次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醒目地释放出经济大国的潜在力量。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亚洲各国在感念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适度警惕的重视。而从那之后的几年里，中国连续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使亚洲各国的艰难复苏过程中，都隐约可见中国的贡献。
在周边一片含义复杂的目光包围之中，倒是中国自己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下面，却也隐藏着这样的事实———按2003年的数据统计，中国不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大国，而且消耗了占世界当年消耗总量近50%的水泥、35%的铁矿石、20%的氧化铝和铜，却只创造了占世界总量4%的GDP。而且上述统计中尚未计入因污染而造成的环境成本，如果把“环境投入”也计入综合成本，则中国经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反差将更加惊人。
这样的反差只能产生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在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还处于产业链条的下端，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产出的基础产业，依然占有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解读中央政府的经济“降温”政策，就有着更深刻的含义。目前采取的一系列经济降温措施，不但是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适度调控，而且也是针对外部资源约束所做的主动调整。否则等到世界能源、原料供应无法满足中国经济需求饥渴时再被动刹车，其震荡幅度和强度将难以承受。而且如果中国经济不进行适度控制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将可能成为世界能源和原料的“黑洞”，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控制的影响。到那个时候，现在以“中国威胁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中国特需论”，就很容易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表述，形成“中国需求威胁”论。中国“和平崛起”的诚意理当能够解除周边国家对中国武力威胁的疑虑，但对“中国需求威胁”的疑虑，却还需要中国经济做出切实的调整、升级才能打消。
在更积极的意义上，这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世界和周边经济的发展负责。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似乎已经责无旁贷。而要成为一个合格、尽责的“火车头”，中国经济本身就必须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靠一个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庞大经济体为“火车头”，带动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在经验中没有先例，在理论上也很难给出让人放心的解释。而换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一个技术落后、结构老旧、效率低下、污染严重，却靠着拼命加煤加水而疾驰不止的火车头，会把身后的经济列车拖向何处，会让车上的每一个人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