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945年，身陷囹圄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豪情大发，现在，连续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依稀看到了“有声有色”大国的轮廓。
印度中央统计局宣布，2003年第四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0.4%，成为同期经济增速最快的亚洲国家。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印度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农业增长。2003年第四季度，印度农、林、渔业增长了近16.9%。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推动国内需求扩大，进而带动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同比增长7.7%。
此外，在2003-2004财政年度，印度的股价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工业增长步伐加快，外汇储备增加，并促使政府放松进口限制和提前偿还外债。另外，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受欢迎的投资地区，很多跨国公司将工厂移至印度，或者在印度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很显然，由此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对于印度这样困扰于人口压力的国家非常重要。
除了这些静态的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在印度，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与市场机制基本建成，它们的优势已经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初步体现出来了。根据2000年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对25个新兴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印度企业的管理水平名列第6位，中国则为19位。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印度也要强于中国。印度上市公司治理总得分为6.6分，中国上市公司为4.3分。
高盛公司在去年年底发表的《迈向2050年》报告中预测，未来50年里，印度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印度经济的长期乐观前景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印对比的评价，过去舆论完全一面倒地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印度模式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甚至许多学者更看好印度未来的发展，因为印度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结构更能保证长期的发展潜力。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在2003年七八月号的《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他们在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一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本国资源的调动。由于印度私营企业发展较快，而且注重自身内部的有机增长，这使得印度对资源的利用更加充分。
看起来，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我们的南亚邻居那里生成。这意味着什么？在单纯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尼赫鲁的“印度中心”构想，还是拉·甘地的“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面向未来，争取在21世纪成为世界性军事强国”，以及古杰拉尔的外交新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其间的不同不过是大国谋求的手段、途径发生了从重道义到重军事再到重经济的变化。
这种认识上的偏好很难说出是对或错，惟一需要予以重视的是难以言表的情绪不应该成为我们以人为镜的阻碍因素。单纯的GDP增长率并不足以说明全部的问题，但是几十年来，是时候开始认真审视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和我们有着太多共同点的国家到底在发生些什么。
汉斯·J·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写道，“粮食的长期匮乏是在国际政治中永远软弱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来说，粮食的匮乏几乎已经不再是问题，接下来的课题是，如何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实现较为普遍的脱贫致富。而在这之前，毫无疑问大家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其中当然包括相互间的教学相长。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以资本市场而论，印度在过去数年中主动稳固市场架构、优化市场制度以及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他们并不因为政策促使被动改革，充分采用市场机制予以调节。关于这一点，长期受制于“国企脱困”这一初衷的中国股市显然需要好好补课。
在今天的印度，即使是像新德里这样的城市，不时可见的牲畜仍然混迹于公路上的滚滚车流中，这种含混现代与落后的典型场景在中国的中小城市亦不鲜见。基于这种现实，中国龙、印度象，很有必要抬起头来认真打量，除了广袤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文明，在喜马拉雅山的那边，究竟还有什么值得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