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一份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报告不断从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传出。湖北省武穴、鄂州、宜昌、襄樊也相继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或疑似禽流感，全省约有30万只家禽被扑杀，疫点及疫点周边地区“一地鸡毛”。
面对禽流感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给人民群众健康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思考那些曾被忽视的问题。
动物防疫体系薄弱
1月31日，鄂州市蒲团乡瓜圻村发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记者赴现场采访时，该村农民廖华侨反映，他每年养鸡20多只，从没给鸡打过疫苗，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规疫苗。
和廖华侨一样，不少养殖散户平时没给家禽注射疫苗，更没有人指导、监督他们给家禽免疫。
6日，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在汉召开会议，薄弱的农村动物防疫体系成为赴全省各地的督查组谈论的焦点。
赴襄樊禽流感防疫督查组负责人刘明学反映，农村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工作关系尚未理顺。有的地方政府平时只下达指令性防疫计划，但计划怎么落实、落不落实，根本没人监督。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动物疾病的强制性免疫变成了自愿免疫。这给整个动物防疫埋下隐患，一户发生疫情，影响周边农户，甚至波及整个村庄。
赴宜昌督查组负责人、省畜牧局兽疫处处长周勇说，乡镇机构改革后，全省原有的1000多个基层兽疫站只剩下500多个，一半的兽疫站牌子摘了，人散了，兽医们纷纷外出打工，基层防疫出现了大量的空白点。
赴鄂州督查组负责人则反映，农村动物防疫基础设施薄弱，工作手段落后，疫病诊断、化验及检测仪器设备简陋，基层工作技术含量较低，难以为动物防疫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资金匮乏也是困扰当前兽疫工作的重要因素。周勇介绍，全省家禽年养殖量6亿只，按每只家禽注射一次疫苗0．12元的标准，全省每年的防治经费需7200万元。虽然国家和省里的投入逐年增多，缺口仍然很大。
省兽疫防治站高级兽医师施秋艳告诉记者，每年全省只有6％的地方是国家拿钱强制免疫，其余则要靠养殖户自己拿钱，部分农民防范动物疫病的意识较差，不愿花钱给家禽免疫。
周勇呼吁，动物防疫不仅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还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我们要尽快建立与《动物防疫法》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动物防疫以县为基础、防检统一、治疗放开、畜牧部门加强监督的模式，增强对动物疫情的预测、预报和快速反应能力。同时，要确保稳定的动物防疫投入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范围和比例，列入地方财政预算，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养殖者合理分担一部分防疫费用，尽量防患于未然。
饲养买卖方式落后
在西方发达国家，家禽被成百上千地集中在围栏中饲养，而在我国农村，很多农户就把鸡鸭养在自己家中。
在鄂州市瓜圻村，记者看到，有的农户把鸡舍直接搭在客厅里，有的则把鸡、鸭、猪等一同混养。
兽疫专家指出，农村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环境本来就比较差，这样的养殖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种病毒混合变异和传播的可能性，特别是向人类传播的可能性。
施秋艳介绍，我省畜牧生产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较低，家庭养殖户遍及全省农村，生产份额约占全省生产总量的70％。这种以小型养殖为主导、高度分散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动物防疫工作展开。
除饲养方式落后之外，市场购卖方式也颇具风险。在西方国家，农贸市场上几乎没有现场宰杀的景象，但在我们的生活中，现杀现卖已经司空见惯。
香港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1997年，香港发生禽流感疫情后，当地政府加大了对病毒的防范力度。他们把动物商品分开摆放，把活鸡和鸡肉制品分开摆放，让所有商贩都持证从业，每周接受检查。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一周两次关闭市场，进行彻底清洁。
尽管扑杀家禽国家有补偿，不少养殖大户仍然因禽流感而蒙受损失。
赴鄂州督查组负责人讲了扑杀家禽中的一个事例。听说要杀鸡，疫区的一个养殖大户跪在前去视察的领导面前，痛哭流涕：“杀了这些鸡，我就倾家荡产了啊！”
为确保将疫情控制在疫点，鸡不得不杀。但如果有农业保险，养殖大户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省保险业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保险却严重滞后。我国农业保险的“三低三高”———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特点，令整个保险业谈“农”色变。省内只有人保公司开办了农业保险，由于风险大，国家又缺乏明确的政策补贴，我省的农业保险业务已急剧萎缩。
据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早已成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上海市也已在全国率先出台农业保险实施办法，由政府给予农业保险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根据规定，上海市郊农民在养殖业及蔬菜、水稻等种植业方面投保，可获得政府部门25％至45％的保险费补贴。
我们期盼，国家能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发展农业保险，保护农业；同时，广大农业经营者不断增强保险意识，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