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十三五”规划对农业的核心要求是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现代化不仅要走在农业现代化的前列，更要率先实现现代化。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何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实现良好开局，对能否如期实现目标至关重要。
为帮助畜牧从业者、读者正确认识经济大势、农业大势、畜牧大势，准确研判畜牧经济态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本报编辑部特邀业内25位专家学者、资深业内人士及分析师对今年的畜牧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
主持人：本报记者章勇嘉 宾：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伍振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吴 立(安信证券农业行业首席分析师)
畜产品供给矛盾何在?
记者：近年来，我国猪肉、牛羊肉、禽肉市场价格起伏较大，兽药、饲料等投入品领域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倒奶杀牛的问题也履履发生。如何看待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我国畜牧生产综合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还是我国畜牧业供给结构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李国祥：畜牧业这几年生产发展较快，在整体供给上偏多。供给偏多，倒不一定说是国内畜禽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因为进口冲击比较厉害。除此之外，国内畜禽产量和存栏量增多。综合起来，就有了矛盾。
伍振军：不能讲我国畜牧生产综合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主要问题是我国畜牧业资源配置扭曲。比如目前牛肉需求量不断增长，牛肉进口数量大，走私数量更大。从奶业看，我国近两年乳制品产量并未明显增长，但生鲜乳供给量不断提高，加上进口奶粉的冲击，生鲜乳价格不断下滑，部分奶农严重亏损，以致“倒奶杀牛”。若不遏制进口奶粉激增的状况，奶农杀牛的情况还将持续。猪肉进口现象更加明显，目前国内猪肉价格保持在进口价格的2倍左右。要不是有效抑制猪肉进口，生猪产业会受到较大冲击。
吴立：这些问题主要源于国内畜牧生产规模化程度不足。近年来，我国生猪、肉禽养殖的规模化程度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来说，市场经营主体是以散户为主，规模化程度偏低。一方面，散户养殖具有盲目性，容易导致供给波动剧烈，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现象。另一方面，散户对于兽药、饲料等投入品的品质要求偏低，导致国内投入品领域高度分散，质量有优势的大企业品牌效应不明显。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畜产品供应充足，仍要大量进口国外产品这一矛盾，特别是在猪肉、牛肉、羊肉等方面。
李国祥：出现这种矛盾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畜禽产品竞争力太差，二是质量安全问题。例如，国人到境外大包买奶粉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是担心质量安全问题的写照。虽然国内猪肉可能不缺，但也存在供给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品质，以及消费者偏爱的猪杂等产品，国内供不应求，再加上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2013年、2014年猪肉价格跌得一塌糊涂，但仍在进口。从整个畜牧供给结构来看，像牛羊肉2015年供给不算过剩，只是国内牛羊肉价格过高压抑了部分需求。如果牛羊肉、猪肉、奶制品质量比较好，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未来国内消费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
伍振军：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尤其是猪肉、牛肉、羊肉，根本在于我国生产成本太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猪肉供应充足，是因为我国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如何解决?短期看，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长期看，要找到我国养猪业的优势，发挥优势，提升质量，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
吴立：主要矛盾点在于国内畜产品生产成本高，效率低。一方面是受国内农业要素禀赋的限制。国内农业格局整体人多地少，土地成本高，随着过去几年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农业生产成本要比国外高。另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对于资源禀赋问题，解决方案不在国内，在国外。通过“中国需求，全球满足”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国内农产品需求。对于效率低的问题，就要通过提高养殖规模化程度。
畜牧业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记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未谈去产能等问题。这对于我国畜牧业生产有何启示?
李国祥：整个农业都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改革是必须的。但农业生产能力不能消减，而应该保护并适度加强。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如果畜牧业生产能力破坏太大，一旦发生市场紧缺，再恢复生产能力就可能不是两三年的事，所以畜牧业的核心产能必须保护。
去库存，就是要优化种畜禽结构，产能主要取决于种畜禽的质量和数量。
降成本，目前我国畜产品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国外，畜牧业降成本任务比较重。首先，得依靠科技，就是种畜禽的“育-繁-推”。其次，推行相关举措诸如粮改饲，综合解决畜产品成本的问题。再其次，降成本还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畜牧业补短板除了要加强基建和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外，还需要创新模式，比如一二三产业融合。
伍振军：我国畜牧业供给侧肯定要进行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提高畜牧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农业供给侧至少包括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畜牧业在总量上表现不突出，更多表现在结构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畜牧业上更加明显。对畜牧业来说，去库存表现在去低质量产品积压的数量。降成本、补短板，则是把畜牧资源向有竞争力的产业倾斜，提高国际竞争力。
吴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畜牧行业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方向。在去库存方面，此前猪价、禽价的低迷源自于生猪、肉禽产业的产能过剩。经过市场价格信号的调整，现在生猪、肉禽产业的产能已经有了明显的去化。供求格局出现显著改善，带动产品价格逐渐走出低迷。在降成本和补短板方面，归根到底需要依靠规模化的发展。一方面，规模化养殖具备规模优势，例如：原料批量采购有价格优势，通过机械化投入减少人工，引入良种提高生产效率等。另一方面，规模化经营重视疫病防疫，优化生产环境和流程，减少药品等投入，有助于提高肉制品的品质。
记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理解?
李国祥：从现代畜牧业产业化水平上说，一体化融合，就是从养殖场开始，育、繁、推，生产、销售一体化。现在畜牧业在整个农业中产业化水平是很高的，在大农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现在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新的业态应是一个方向。比如，国内黑猪肉价格卖到每斤20元~40元，如何让中国人都吃上黑猪肉，是可以挖掘的方向。
伍振军：这些说法最终是要降低畜牧业成本，提高效益，提升竞争力，从根本上还是要提高畜牧业资源配置效率。我理解的大农业，不再局限于种植业，而是拓展到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甚至不再局限于一产，而是拓展到与农林牧渔相关的加工业和服务业。大食物，是不再局限于之前固守的粮食概念，而拓展到能够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可食用的产品上。种养加一体，就是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竞争力。
吴立：对于畜牧业而言，主要是提高规模化经营的占比。通过扶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实现对产业的整合。“大农业、大食物”是针对我国农业的两大困局“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提出的。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寻找农业的出路，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从业人员持续减少，土地流转必然加速，由此带动农业规模化的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记者：去年，我国实行了7年的玉米临储价格也首次下调至每斤1元，玉米种植户丰年不丰收，甚至影响到产业链深加工、养殖等环节，正在推进中的粮改饲对玉米以及养殖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国祥：粮改饲一方面能减少我国玉米收购，另一方面，能解决牛羊饲草的问题。玉米价格下调，有利于我国畜牧业发展，有助于降低养殖成本，提高我国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伍振军：我国玉米的用途是做饲料和深加工。短期看来，玉米价格降低，深加工企业成本降低，饲料价格就会有所下降，在猪肉价格企稳的情况下，养殖户饲养成本也降低，养殖有利可图。2015年玉米临储收购价最高每斤降低了0.13元。据计算，即便玉米种植人工成本、物质费用不提高，农民每亩也将亏损19元，严重影响到农民增收，广大玉米种植户丰年不丰收，这个时候推行粮改饲对玉米种植以及养殖业都比较有利。但长期来看，农民种植玉米还是要获得一定的利润，玉米价格肯定要回归合理水平。
畜牧业市场形势分析
记者：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何看待近年来畜产品价格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是对畜牧业生产端供给的真实反应，为什么?
李国祥：目前来看，畜牧业价格的动态变化机制还是比较正常的和理性的，市场机制发挥比较好。这包含几个含义：一是价格能反应供求关系;二是价格能否调整需求的问题。前几年价格越涨消费者越买，是非理性预期。现在消费者理性了，一旦某类畜产品价格过高就不买、少买或选择替代性消费。农畜产品的需求具有稳定性，也缺乏价格弹性。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律，生产多了，供应多了，必然价格下降，让养殖户亏本，以致退出，从而减少养殖。
我曾提出市场秩序管制的问题，比如政府赋予协会、合作社管制市场交易的权利，以防出现大涨大跌。
伍振军：价格机制若不扭曲，定会真实反映市场变化。如果政府介入，搞不好会起反作用。近几年国家对生猪产业的补贴，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猪肉价格本身就存在周期，政府介入有时候导致猪肉价格波动幅度更大。
吴立：近年来畜产品价格波动，一方面受经济不景气，整体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自身供给波动决定。短期内，畜牧业需求相对稳定。因此，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供给端的波动。
记者：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工商资本的进入与农牧民的关系渐行渐远、畜牧业与种植业渐行渐远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李国祥：工商资本对农民的“挤出效应”，这种情况比较突出，但不应消极看待，不能单说工商资本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是农民利益该怎么保护?比如：农民进城，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同时在农村的权益不被剥夺。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如何加强监管。我们不能只搞准入制度，更需要合理的退出机制。资本进去以后需要监管，某些企业以养猪为名，行占地之实，准备玩农业的做法，就得退出。资本进入就会牵涉到土地规划的问题，需要通过法律来确立机制。
伍振军：短期看，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速度并不快，畜牧业劳动力-资本关系紧张的矛盾很难改变。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对于改善畜牧业劳动力-资本关系很有必要。工商资本有逐利性，出现问题很正常，关键在于通过惩罚与激励手段，对其逐利有所限制。
吴立：只有工商资本的介入，农业现代化才有实现的可能。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资本积累不足。未来10年我国农业的最大变量来自于劳动力的持续减少。对于我国农业发展而言，问题不在于工商资本是否跟农民争利，而在于工商资本是否真的在做农业。
另外，畜牧业与种植业一直紧密相连。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分工与协作，如果两者不结合，那就说明两者的结合缺乏经济效益。如果将畜牧业和种植业紧密结合，并定位像过去农民以种地为主业，养殖为辅业，就是一种退步，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如果定位像国外大农场，农民既能养殖又能种植，那这种生产方式，在我国较长一段时间是无法实现的。
记者：请对今年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形势进行评析。
李国祥：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进一步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随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不断推进，新型经营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畜牧业产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也将会进一步提升，畜牧业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将迈出实质性步伐。同时，2016年畜牧业结构调整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市场波动可能会继续呈现，但只要相关主体稳定，波动幅度总体可控。
伍振军：总体来看，今年我国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来自于国内畜牧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国内部分畜牧产业仍然严重亏损。一是猪肉、乳品等大宗畜牧产品国内国际市场严重倒挂。二是猪肉生产成本高、利润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机遇在于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较好。一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好环境，以及中央提出的推动粮经饲统筹等具体的可落实的好政策等都是利好。二是国内对畜牧产品的强劲需求，为畜牧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好的经济环境。
吴立：整体而言，2016年是畜牧业景气向上的周期。一方面，是生猪、肉鸡等产业产能持续去化，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或者正在发生扭转。产品价格将继续呈现震荡向上的走势。另一方面，随着玉米等饲料价格的下降，养殖成本下降明显。单位养殖赢利也将维持在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