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史和饮食文化形成了对猪肉的特殊偏爱，造就了世界生猪养殖量和消费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尽管过去一年中国生猪产业举步维艰，但生猪出栏再创新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生猪年末存栏为46 583万头、出栏量达73 510万头，同比2013年分别下跌1.7%、增加2.7%。这些宏观数据的涨跌变化，折射出中国生猪产业正经历着巨变前的阵痛，2014年恰是这一变化集中呈现的一年，必将在中国生猪产业发展历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上一个十年，中国生猪生产年均增长幅度2.38%，处于“2时代”，预计未来十年猪肉产量增长将进入年均增长幅度1%左右的“1时代”。生猪产业也不无例外地经受着“新常态”的考验，这一事关国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健康质量、首当其冲的最大动物源食品产业，能否尽快顺应潮流，改造现有生猪养殖和营销模式，实现顺势转型升级，是每个养猪人必须深度思考的问题。
1、生猪产业整体进入微利时代
回顾近十年来，中国生猪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6年底，“猪贱伤农”导致不少养猪户大量淘汰能繁母猪，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生猪养殖业，使得2007年底全国猪肉零售均价接近26元/kg，一些地区甚至高达40元/kg，毛利达1 000元/头，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后猪价一路飞涨，平均净利润400元/头以上，被认为是一个“暴利”行业，引发各路资本纷纷跨行进入养猪业，加速规模化养殖发展的同时，也把养猪业带进利润低谷，甚至导致供大于求的不利局面。紧接下来的3年，养猪成本逐年上升，利润持续下滑， 2012年和2013年则分别降到75元和50元，2014年几乎陷入全行业亏损，每出栏一头生猪平均亏损300元以上，有的甚至每头亏损达到500元。打乱了“一年赚，二年平，三年亏”的猪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生猪产业将整体进入微利时代，全行业必须考虑新的盈利模式。
(1)生猪价格步入下行通道。
随着中国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发展，生猪生产力水平逐步提升，猪肉供给能力稳定，甚至出现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现象。在这种大背景下，生猪、猪肉价格呈缓慢下降趋势，2011年以来生猪价格呈现震荡下跌，整体步入下行通道。
(2)利润低微甚至亏损。
多年来，中国生猪养殖高度依赖于玉米、豆粕等主要饲料原料，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影响，呈现出持续缓慢上升，助推了生猪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导致生猪养殖利润逐年下降。2013年生猪利润全行业利润为0，根据全国农产品收益数据显示，2013年，生猪出栏散养户亏损0.92元/kg，由于同期成本保持高位，相应地成本利润率出现同样趋势。2014年，生猪养殖亏损面进一步扩大，4月和7月每头猪分别亏损300多元和70多元。2014年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39家综合试验站的年报数据也显示，出现亏损0.98元/kg，而相应地2011—2012年分别为盈利3.88元/kg、0.75元/kg、0.66元/kg。
(3)上市体重不断增加。
为应对生猪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利润率的持续下滑，养殖户普遍采用提高上市体重来增加总体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固定成本的摊销。2013年中国生猪的平均上市体重达到115 kg，比2008年提高5 kg，有效提高了头均产肉效率，也符合目前世界养猪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为应对未来生猪上市体重不断提高的需要，自2014年起，在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推行种猪性能测定终测体重提高至115 kg，为未来培育后期生长潜力大的新种猪奠定了基础。
(4)猪肉价格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逐步增加。
2014年，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生猪价格上升下降的走势基本相近，只是比欧洲的走势滞后2个月，与美国相比滞后2～3个月。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国际猪肉市场的波动正通过猪肉贸易、饲料原料贸易、动保产品贸易、市场信息流动等途径传导到中国，生猪产业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2、土地与环保压力倒逼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1)新环保法实施。
早在2001年，原环保总局就已颁布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但整体效力有限。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例如，2009年东莞政府以环境治理难为由颁布了“禁猪令”;2013年3月的“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14年4月又相继报道青海、湖北、江西等地出现“死猪漂流”事件。
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环保法，其法律条文从原来的47条增加到70条，首次加入了对拒不改正的排污企业实施按日计罚、对严重的违法行为采取拘留、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面对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时要引咎辞职等内容。对于养猪业而言，新《环境保护法》要求各地要划定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必须安装并正常使用自动监控设备，污水和恶臭气体排放按规定管理。病死猪需要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等。
(2)散养户的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生猪产业以中小型散户为主，以广东省2012年的年鉴数据为例，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超过1万家，占全省60%，仅有30%的猪场建设了大、中型沼气处理设施，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更少，2014年广东省给予生猪年出栏5 000～5万头的标准化养殖场可以申请补助50万元，优先安排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改扩建，但是小型散养户几乎很难得到这类政策上的支持。一些小型散养户迫于资金压力选择了退出养猪业，更多地养殖户主动开展转型升级。
(3)生猪养殖回归循环农业的正确地位。
长期以来，为满足消费者的猪肉需求，生猪生产保持高速增长，忽视了生猪养殖过程粪、尿、病死猪等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导致部分区域生猪养殖源头控制不合理，甚至超过当地土地承载量等环境问题，不得已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养殖场粪尿的处理。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将成为养殖企业依法经营的重要要素，养猪企业必须持续探索适合各区域生态特点的模式，其基本原则应该遵循“减量、无害、再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让生猪养殖回归循环农业的正确地位。
3、中国生猪产业布局再调整
(1)生猪养殖布局变化全面提速，产、销区加速分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0—2013年间，东北3省、西北5省生猪出栏占有量分别上升了2个、1.1个百分点，而东部4省则下降了1个百分点，中部7省和西南5省(区、市)则略有下降，但仍然为中国生猪主产区，2013年这2大区域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出栏量的68%。近年来，一大批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些新兴发展区，生猪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东北3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和西部5省(区)(陕西、内蒙古、新疆、山西、甘肃)在2007—2013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保持5%以上，目前该区域内猪肉产量808.29万t，占全国猪肉总产量的14.71%，为满足中国猪肉需求增长需要，将力争到2025年猪肉产量超过1 000万t，年均增长2%～3%，成为中国猪肉产量增加的主要区域。
(2)西部地区竞争力逐年上升，而东部地区竞争力整体下降。
综合各种资源和要素、市场需求、产业链配套、产业能力等4个领域20个关键指标，采用无量纲化处理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1年，中部地区的竞争力最高且相对平稳;东部地区竞争力尽管仍保持一定竞争力，但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尽管目前竞争力仍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其中山东、河南等中部省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3)产业兼并与整合提速。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生猪养殖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积累，在数量需求、供求紧张的大环境下，温氏、牧原等公司通过稳步推进，实现年均增长率30%以上的发展速度，如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才涉入养猪业，2014年报披露的全年上市肉猪达到1 218.27万头，成为仅次于Smithfield的全球第二大养猪企业，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养猪企业。时至今日，依靠自身积累的发展模式正在被资本、土地等各种资源要素整合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如牧原股份通过进入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大型集约化母猪场，温氏食品也完成整体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一些小型养殖户也开始转向与温氏等大型养殖企业集团的合作，实施专业化育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合作模式将驱动中国生猪产业的发展，生猪产业布局的再调整在产业整合上也将呈现更加激烈的变化。
产业整合实质是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为框架的市场整合。对生猪产业而言，产业整合将通过统筹优化分配各环节利益、稳定市场价格、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从国外成功企业的经验来看，尽量延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一个势力雄厚的公司通过兼并整合在不同环节具有优势的各种企业，重新优化组合形成超大型的集团，通过自身的饲料生产、种猪培育、商品猪养殖、屠宰加工、流通销售等，减少各个环节的相互制衡和费用，共同抵御各个环节的市场风险，从而能够获得合理的稳定利润。2013年双汇国际以总价71亿美元完成收购Smithfield，铸就了中国食品业迄今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购案，并购交易的成功对于双方来讲是互补互赢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猪肉出口量，为解决美国猪肉消费的持续萎缩，提供了伸向国外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有利于双汇进一步优化调整其产业结构，同时Smithfield充足的原料供应也将降低双汇的产品成本，提升自身在肉类加工行业的竞争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并购迫使中国生猪养殖企业面临更加来自国际企业的竞争压力。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生猪产业兼并和整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中粮集团、雏鹰农牧、正邦集团、金新农、扬翔集团等，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整合或被整合都迫使其进行决断。
除此之外，随着生猪产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源职业化与专业化需求更加迫切，技术服务的托管模式快速发展。大数据与电商对传统生猪产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并快速渗透到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