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业是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产奶大国和消费大国。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分析预测，未来5年，中国液态奶销量复合增长率将达到8%—10%，其中常温奶维持保守增长，低温巴氏鲜奶增长将达到10%以上。
中国奶业发展备受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为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华中农业大学动科院杨利国教授，解读中国奶业现状，剖析各方观点，旨在让更多的国人对此有更理性的认知。
奶业质量标准依国情而定
《中国产经新闻》：作为湖北省农科教（奶牛）首席科学家，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您认为我国奶业发展有哪些明显的改观？
杨利国教授：我国奶业正如我国经济一样，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我国奶业有很多的改观，主要表现如下：
政府愈来愈重视奶源基地的建设，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引起乳制品加工企业的重视，很多加工企业增加奶牛养殖的投入。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落后，国家和地方出台很多政策，鼓励发展加工企业，致使加工企业原料奶极度短缺。
比较而言，牛奶加工的利润远高于奶牛养殖，造成加工企业争抢奶源，致使个别加工企业明知原料中加了三聚氰氨，照样收购、加工，这是三聚氰胺事件的主要缘由。事件发生后，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国发37号文件，不仅要求严格检测，还鼓励发展奶源。
《中国产经新闻》：1986年农业部生乳标准中悄然取消了“不准有任何添加或提取”的条款，20余年后，三聚氰胺被肆意添加，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杨利国教授：的确是失误，但有历史原因。当时经济相当落后，物质匮乏，很多物质还在凭票供应，人均牛奶占有量更低，正在接受联合国[微博]的奶粉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添加”的条款是情理之中；另外，当时的政策鼓励发展加工业，而原料奶又不足，为了不让设备闲置，不得不从“添加”方面做文章。这是当时的国情所迫，应了“在什么山唱什么歌”的俗话。至于教训，则是科学技术和奶业在不断发展，标准必须不断更新。
《中国产经新闻》：2010年4月，卫生部发布《生乳》等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引发了一场有关“进步还是倒退”的激烈争论。据《南方周末》报道，新国标规定的生乳中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不超过50万下调至不超过200万，均为历史新低。在丹麦和新西兰等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而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北方地区，许多散户奶源蛋白含量连2.8％都达不到。请您谈谈该国标出台的背景，如何看待《南方周末》的质疑？
杨利国教授：该标准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出现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制订的，以考虑乳品安全问题偏多一些，考虑质量问题偏少一些，这是事实。按照惯例，标准每5年修订一次，相信修订后会更好。
《中国产经新闻》：有观点认为“原奶标准还是不要定得太高，否则穷人连低质量的奶都喝不上”，对此您怎么看？
杨利国教授：制订标准时的确在优先考虑我国奶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对奶文化的认识，发达国家将作为生活必须品，我国将其当成“补品”，多为老人和小孩享受）。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外乳制品的进入，国内很多企业在参考发达国家标准，生产乳制品。只要坚持走市场经济的路线，我深信，我国的乳制品质量会愈来愈高。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南方巴氏鲜奶发展论坛”期间，有中国乳业“大炮”之称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炮轰中国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对此，您有何看法。
杨利国教授：既不能“炮轰”，也不能说王说的一点也不对，而是要尊重事实和国情。解放初期，我国人均牛奶产量不足0.5公斤，是发达国家的1/600，人均钢铁产量更落后，国民总收入90%以上靠农业，工业极其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剪刀差”的政策“剪”农业、“补”工业，“厚待加工”、“薄待养殖”也不足为怪，并非“个别大企业绑架乳业行业标准”，而是国家政策使然。
至于标准是全球最差或最好、是不是世界乳业之耻的问题，如果脱离国情进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市场和政府要各司其职
《中国产经新闻》：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奶业仍然一方面是乳品加工企业“吃不饱”，一方面却是奶农无助卖牛。为何此种现象难以解决？是否未着力于根本？
杨利国教授：这是事实，比这更严重的还有，乳品价格较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即：（1）养殖企业必须有新观念、新技术，必须从降低养殖成本，提高效益角度，不要寄希望牛奶涨价；（2）加工企业也必须有新理念，必须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市场方面着手，以提高效益，不要将重点放在“新产品开发”或包装改造等方面；（3）消费者要了解乳制品的基本常识，知道什么样的乳制品价廉物美，什么样的乳制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例如，鲜奶加工、包装简单，加工引起的营养物质损失最少，是价廉物美的乳制品，但保存时间较短，使用不方便；常温奶保存时间较长，使用方便，但加工过程对营养物质损失较多，而且对包装的要求较高，所以成本较高等。
《中国产经新闻》：郎咸平[微博]在《财经郎眼》里提出散养不是问题，应该让农民加入合作社，用众多小合作社解除大公司的垄断定价，以超市就近供应冷藏鲜奶为主，您作为专业人士的角度怎样看？
杨利国教授：我支持这种观点，这是发达国家近100年来的经验。只要政府增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力度（如及时公开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名录）和社会增大对违规、违法的惩处力度（比如拒绝购买失信企业的产品），我深信乳制品的质量和安全会与国际标准接轨。
《中国产经新闻》：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后期生产环节其实比原奶质量重要，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杨利国教授：基本赞同，更重要的是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其可追溯制度。在发达国家，政府鼓励提高生产效率，只要产品质量不受影响，基本不管生产过程，即使添加促生产剂或使用抗生素，只要注意休药期以及产品中的残留物不超标，是允许的。
《中国产经新闻》：规模养殖和供应链是一体的，不能分割，这是由奶源品质所决定的，即卫生状况（菌落数）和保鲜工艺。请您谈谈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杨利国教授：的确，从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角度考虑，是必须注意原料奶的问题，原料奶的质量差（如菌落数高），是不能生产优质奶的，让市场决定，政府不必过多干预，到时奶农或奶源生产基地自然会与加工企业取得一致的意见。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发展加工产业，政策的确有些偏向加工企业，因而出现行业不公或不公平竞争。建议政府今后多引导、少干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就行。
《中国产经新闻》：据了解，国内颇具规模的乳业，都在发展自己的规模养殖场，但势头很慢，主要还是要依赖于零零散散的大小散户养殖场，您认为目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如何保证这些散户的奶源不出现任何问题？
杨利国教授：只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就不要着急。政府不偏任何一方，公平竞争、优质优价，第三方检测。政府只当“裁判”，不偏向某方的“运动员”。原料奶和乳制品都有国家标准，至于价格，双方协商，市场会调节“比较利润”的均衡。
《中国产经新闻》：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奶农与乳品厂牛奶交售买卖这一环节，是否可以有效解决牛奶质量问题。
杨利国教授：不一定（设想，如果双方联合起来做假，能保证质量吗？）。最好的办法是公平竞争，优质优价，市场会决定比较利益。
巴氏奶是今后的方向
《中国产经新闻》：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曾公开向媒体表示，中国奶业现状取决于国情，同时披露现行标准门槛低系因农业部顾及散户奶农利益。“奶业发展由消费水平、冷链储存、交通状况等综合情况决定，巴氏鲜奶在中国发展了七八年，仍在30%的占比内徘徊，而常温奶仍占70%，这符合国情。巴氏鲜奶是一个发展方向，在国际上占比约达80%，但发展中国家则应客观分析”。有观点认为，用“发展中国家”来解释这一切不合理，如果为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使国家的奶业继续陷入不健康的模式也不合理。您认为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
杨利国教授：不能简单地说“顾及散户奶农利益”，而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指标。前已述及，我国奶业如同其他工业一样，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国家虽然对其非常重视，但因经济实力决定不可能全部投入在奶业方面。因此，奶业发展也有其过程，不可能骤然与国际接轨，正如我国的预期寿命虽然愈来愈高，但仍与发达国家相距较远一样。
当然，发展巴氏奶的确是今后的方向。回过头来分析，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适应国家发展经济大形势的需要。
《中国产经新闻》：据了解，在目前已进入中国市场销售常温奶的30多个国家中，有20多个国家本身以巴氏鲜奶消费为主，可是针对中国市场却做常温奶。对此，您又是怎样看待的。
杨利国教授：当时，政府鼓励加工业的发展，设计加工能力过剩，所以出产许多调制乳，特别是“含乳饮料”（当时的汽水也很时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对乳制品的认识，我国将不断提高鲜奶的生产比例，不断降低含乳饮料、常温乳的生产与消费比例，这是市场的必然趋势。
《中国产经新闻》：据了解，巴氏鲜奶需要在2~6摄氏度之间冷藏，保质期5~7天，由于温度和保质期的限制，这被看作是国内乳业的最后一块自有阵地，请问，我国何时能有条件推广巴氏鲜奶？
杨利国教授：巴氏鲜奶对奶源质量要求较高，如果菌落总数超过30万个/毫升，就无法加工成巴氏鲜奶，生奶有自然抑菌期。在36.1摄氏度中，5小时细菌总数6240CFU/毫升，7.5小时将达到53万CFU/毫升。但据我所了解，我国现阶段的原料奶，至少一半以上已达到国际标准，如果实施优质优价的政策，奶农将不再追求产量，优质奶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因此我认为，推广巴氏奶的时机已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