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新西兰肉毒杆菌乌龙事件发生一周年的特殊时期，目前有不少企业开始将奶源地转移到了欧洲。今年3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荷兰，提出在中国尝试发展荷兰乳业合作社模式。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远赴荷兰，采访了荷兰相关乳企、专家以及第三方实验室等，对荷兰上百年形成的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一体化经营模式”进行了调研。
荷兰皇家菲仕兰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郝瀚思认为，荷兰会员农场合作社模式可对中国乳业发展产生启发。实际上，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的乳业在生产技术、生产设备方面已经非常先进，与乳业发达国家没有太大距离，更多问题在于管理方面。
奶农与企业利益捆绑
数据显示，荷兰最大的乳企菲仕兰的牧场和鲜奶产量占到荷兰全国的80%左右，2013年销售额114亿欧元，中国消费者熟悉的是旗下美素佳儿婴幼儿配方奶粉。相关数据显示，在进口洋奶粉中，美素佳儿排名第五，其他4位是惠氏、美赞臣、多美滋、雅培。
菲仕兰公司内部构建了一个严格捆绑的共同利益机制和会员奶农、合作社董事会、公司管理层三方互相制约的合作机制。这与中国乳业的管理有本质的不同。
菲仕兰公司管理着荷兰、德国、比利时3个国家的14000多户会员农场 ，共计近20000名会员奶农，会员奶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司治理。
在菲仕兰公司，5000万欧元以上、1亿欧元以下的投资决策由合作社监事会决定，超过1亿欧元的投资决策则需通过会员股东大会决定。
菲仕兰公司一位家庭牧场农场主CeesWantenaar告诉记者，会员农场拥有一定义务，牛奶全部卖给公司；参与公司融资项目，必须将自己所分得的部分利润投入到公司的再发展项目中去；严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除了义务之外，我们也有权利，权利就是所有牛奶供应给菲仕兰，比如欧洲的产奶配额取消，农场多产的牛奶，菲仕兰公司必须全部买进。”Wantenaar说，根据市场行情每月有一个对会员农场所供牛奶的保底收购价，每年要将公司盈利的30%给会员发放绩效分红，同时20%的盈利以固定会员债券形式发放。
简单说来，荷兰合作社模式将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联合起来，控股跨国食品公司，分享工业和商业环节的利润。
而在中国，散户奶农与乳企的发展、利润等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仅仅只有原奶的买卖关系，这种没有利益捆绑的结果就是，奶农并不关心企业的发展。
在到农场调研时，CeesWantenaar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荷兰有19000多家牧场，共有150万头奶牛，生产120亿公斤的牛奶，荷兰农场的平均奶牛的数量，一般都是160头左右（存栏量），每个家庭牧场的泌乳牛平均数量在85头左右。“每个家庭牧场平均的牛奶产量是60万公斤左右，每头牛平均是8063公斤。”
而在中国市场，“三聚氰胺”等事件后，为了减少原料过于分散带来的风险，我国开始发展由企业投资建设的数千乃至上万头奶牛的大规模牧场。
乳业专家王丁棉此前表示，之前我们很多是小型牧场，可能也就100多头牛，最大的400多头，忽然要做大型牧场，数量达到1万多头，这是两个极端。万头牧场这不仅加大了管理难度，也带来了更大的疫情风险。
实际上，从乳制品产业链来看，原料来源分散，对保鲜要求很高，对冷链运输的依赖性也很大。在原料采集和运输过程涉及环节很多，稍一不慎就会产生质量问题。而荷兰牧场平均只有约85头产奶牛，却在上百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乳品质量安全。
“从牧场奶牛数量上，我建议不能超过5000，超过5000很多风险就来了。一旦号召兴建大规模牧场，企业不再收购散户奶，农民就不得不杀牛退出行业，但是大型牧场在一定时间内又跟不上，奶源就很难供应。”王丁棉说，“其实从中国的土地、饲料供应、规模效应等来看，最好还是家庭牧场，300头~1000头左右，这种牧场直接对牛奶厂，中间不要奶贩子。”
监管部门只有一个
记者注意到，荷兰对于乳制品全产业链的监管只有一个部门。菲仕兰质量控制总监SuzanHorst告诉记者，“牛奶方面，在农业部下属的半独立的机构，荷兰牛奶及乳制品监督管理局（COKZ）来专门做乳业和牛奶方面的监管。
COKZ是由荷兰政府设立，负责监管荷兰乳品行业是否合规，为荷兰生产的乳制品提供安全质量保证的乳及乳制品监管机构，负责乳品企业的检查工作。
然而在中国，产品、生产、流通都是不同部门负责，王丁棉告诉记者，对于乳业的监管原料基本是农业部在管，生产环节是质监部门负责，流通是工商部门在管。
在王丁棉看来，一个部门全部管到底最好，这样就会全权负责到底，处理事情会快一点。“中国乳业监管现在是各个部门管一段，比如说奶源，农业部门管到送到你厂门口为止，进了工厂以后你在里面添加什么成份与我无关，所以有企业使用过期原料农业部就管不到了。”
但王丁棉同时表示，目前在我们现有体系之下，不实行分段管理也较难，“一管到底”的模式还不成熟，“但是也要逐步改革，比如通过政府主导的改革或者企业自主改革，作为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