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英所指的风险正是中国养猪行业的“症结”所在，即价格和成本的风险。
作为养猪专家，胡建国对数据如数家珍。这几年，国内养猪的成本一直较为稳定，多在7元/斤至7.5元/斤之间，经营较好的企业可以把成本控制在7元/斤以下。而企业毛利有多高，必须看猪肉价格变动。
胡建国回忆，2006年是毛猪价格最低的一年，毛猪价格最低达到3.5元/斤，全行业亏损。但随即回升，并在2008年达到高峰。当年毛猪价格在8.5元/斤至9.5元/斤之间；而2009年，最高同样达到9.5元/斤。因此，到了2010年，各路诸侯都宣称要“进军”养猪业。
2010年，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武钢集团等央企，以及丁磊这样的互联网人士纷纷“计划”圈地养猪。以“网易养猪场”为例，其计划总面积约1200亩，并要为中国探索“第三代养猪模式”，但时至今日，并未有“丁氏猪肉”面市。
按照专家对记者的估算，总面积约1200亩的养猪场，光养猪场建设，投资就超过2亿至3亿人民币，加上其他营运成本，投资可能超过5亿。而网易2010年的利润不过22亿人民币，拿出数亿元去养猪，即便丁磊有心，远在大洋彼岸的股东也未必会同意。显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互联网领域，拿钱搞研发远比养猪更紧迫。
“养猪这个事，你一口气砸下10亿元，可能也什么都看不到。”对于国内投资者间歇性的“养猪热”，著名农业产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对记者说，养猪业有“三高一低一长”的行业特性：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风险，利润低加上周期长。因此，行业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想赚钱的人，一种是养猪的人。
“中国的农民最质朴，也不怕亏，他们才是最能安心养猪的一群人。”张利庠说。
李汉英认为，自己就是“安心养猪”的人。接受记者采访之时，海外的审计机构正在武汉“年审”丰泽农牧的财务信息，同时，还要去现场实地考察养猪场和饲料场建设进度。李汉英说，每年的“年审”都持续近半个月，“不安心”过不了关。
“这比国内严格。”丰泽农牧的一位人士坦言，海外上市责任大，但“收获”却并没有想象的多，“比国内上市差远了”。
事实上，丰泽农牧的海外资本市场之旅的确不是特别“划算”，远没有国内那些拿到A股上市许可的同行幸运。以2010年下半年在A股上市的一家以养猪为主业的中部牧业公司为例，其当年营收约3.8亿人民币，利润刚超过4000万元。丰泽农牧2010年的营收比之略逊一筹，但利润却达到816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已超过前者。
但是，这家牧业公司上市融资超过3亿，而丰泽农牧只从纳斯达克拿到12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也不到1亿。随后，前者被爆多次造假。但奇怪的是，这些并不影响这家牧业公司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2012年，这家牧业公司竟通过审批，得以发行超过3亿的公司债。而公司债利率极低，正是李汉英求之不得的。
胡建国说，之所以“9场”空置，原因是要给新引进的100多头法兰西大白猪“腾位”。法兰西大白猪极为“矜贵”，无法和其他品种混养，必须单独清空一处养殖场。还要反复消毒，猪场空置数月才能满足卫生需求。“空置”是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并未造假。
随即，公司赶紧向美国证监会进行了反馈，还提交了国家农业部批示和省市农牧业主管部门的文件。最后，直到这批法兰西大白猪在天津的国家隔离场完成45天隔离检疫，被运回武汉后，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
尽管风波平息，但美国股市对中概股的冷热已变。在浑水、香橼等机构的做空风潮中，部分中概股的财务造假行为被坐实，因而中概股在纳斯达克进入“冰霜期”。大环境之下，丰泽农牧不能幸免，其股价从此跌跌撞撞，大部分时间在1美元上下徘徊。
中概股遇冷，股价走低，这意味着要继续通过股市再融资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因此，3年多以来，丰泽从未有过再融资。而事实上，这3年，丰泽农牧一直都很需要钱。“这个行业，资金会一直都很紧张，但也能挺过去。”李汉英说。
直到前不久，资金问题才有了缓解。2013年9月，华中地区最大的创投机构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认购了丰泽农牧公司增发的276万股普通股。此次交易，后者获得了前者320万美元的注资，但也意味着控股权易手。
“既增加了压力，也减轻了压力。”创始人李汉英对自己失去了控股权颇为坦然。她说，进入这行之前，没有想到压力这么大，创投机构加入，是分担压力。但如果从自己作为企业经理人的角度来看，创投机构希望高回报，这又意味着压力增大。
成本驱动
从创业开始，李汉英的压力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资金。养猪企业，好像天生就有“资金饥渴症”。
在2005年离职创办丰泽农牧之前，李汉英是武汉本地的一名检察官，在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和商人圈子内有一定资源。2010年上市之前，丰泽农牧在武汉已拥有了9个直营养猪场，它们多数都是通过对黄陂、蔡甸等区的已有养猪场整合而来。
从纳斯达克融资之后，丰泽在武汉收购了第十家养猪场，从而开始了上市后的新一轮扩张。目前，其养殖基地主要是两个，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恩施。武汉的养猪场主要从事原种猪养殖，年出栏生猪超过15万头。由于原种猪附加值相对较高，这一板块盈利稳定，也是目前主要的现金流来源。
下一步的扩张重点是在湖北恩施建设黑猪基地，这也是公司未来的投资重点。按计划，恩施基地将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公司将分别建立一个大型育种基地和饲料厂，对农户供应猪苗和饲料；同时，还将建设一个大型直营养猪示范场，对合作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最后，公司要从农户手中以事先约定价格收购生猪。
基地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年出栏黑猪将达到20万头。加上武汉基地的产量，意味着公司年出栏头数将超过35万头。不过，这个数字在全国的养猪企业中并不突出。而在李汉英看来，尽管数量不占优，但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黑猪利润高，盈利空间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公司+农户”模式和丰泽早期在武汉采取的“直营”猪场模式已有很大区别。这种运营策略的转变，很大程度源于资金限制。
按照业内估算，在湖北地区，新建一个年出栏1万头左右的猪场，其成本在1000万至1500万人民币之间。这意味着，如果要通过新建猪场的“直营”模式把产量扩大到10万头，先期投资至少在1亿以上。如果再考虑到育种、饲料生产和防疫等营运成本，投资会更多。因此，不难发现，光靠丰泽农牧在纳斯达克的融资，基本没有满足未来扩张的可能性。
那么贷款呢？事实上，从银行“融资难”和“融资贵”正是丰泽农牧要去股市融资的重要原因。
“纳斯达克那边要求严，我说的数据和财报稍有出入就会有麻烦。”李汉英并没有透露贷款数额方面的信息。但她表示，目前，养猪企业的养猪场多是租赁，因此缺乏抵押物，从银行贷款很难。因为缺乏抵押物，所以必须通过担保公司来贷款，这样就增加了融资成本。
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从银行贷款1000万，那么15%的保证金必须放在银行不能动，也就是贷款1000万，企业得到的可用资金只有850万；此外，银行的放款利息要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至30%，一般在8%左右；而担保公司还要收取3%左右的费用。也就是说，企业从银行融资的成本超过11%。这个成本对养猪行业来说，很高。
因此，丰泽农牧业也尽可能减少负债。记者查阅其财务数据发现，2012年四季度至2013年二季度的3个季度，其季末负债都超过1000万美元，并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而直到获得第二轮股权投资之后的2013年第三季度末，其负债才下降为705万美元。而在负债之中，绝大部分是融资成本较高的短期负债。
所以，这家公司目前面临着一个矛盾。靠着从纳斯达克的融资不足以为“做大做强”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而无法“做大做强”，股价难以上升，下一步融资更会变得遥不可及。因此，企业势必求变，从“直营”转变为杠杆效应更明显的“公司+农户”模式是必然选择。
行业特性
目前，世界上的养猪企业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养猪场直营，一种是这种“公司+农户”模式。前者在地广人稀、粮食原料资源丰富的美国最为流行，而后者主要存在于有着小农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耗费资金较少，而且可以迅速实现规模扩张。实际上，那些在A股上市的养猪企业多数都采取这种模式。而记者了解到，靠这种模式，南方已有养猪企业把年出栏头数做到500万头，扩张之迅猛让人咋舌。
但这种模式对于有着企图心的企业家来说，或许只是“次一等”的模式。简单讲，在这种模式中，养猪企业负责育种、饲料生产和毛猪收购并销售的环节，其实本质上是把风险最高的饲养环节留给了农户，因此也对质量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李汉英表示，将通过事先确定固定收购价格的方式，为农户分担部分风险，好让合作农户安心养“好猪”。
李汉英所指的风险正是中国养猪行业的“症结”所在，即价格和成本的风险。
作为养猪专家，胡建国对数据如数家珍。这几年，国内养猪的成本一直较为稳定，多在7元/斤至7.5元/斤之间，经营较好的企业可以把成本控制在7元/斤以下。而企业毛利有多高，必须看猪肉价格变动。
胡建国回忆，2006年是毛猪价格最低的一年，毛猪价格最低达到3.5元/斤，全行业亏损。但随即回升，并在2008年达到高峰。当年毛猪价格在8.5元/斤至9.5元/斤之间；而2009年，最高同样达到9.5元/斤。因此，到了2010年，各路诸侯都宣称要“进军”养猪业。
2010年，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武钢集团等央企，以及丁磊这样的互联网人士纷纷“计划”圈地养猪。以“网易养猪场”为例，其计划总面积约1200亩，并要为中国探索“第三代养猪模式”，但时至今日，并未有“丁氏猪肉”面市。
按照专家对记者的估算，总面积约1200亩的养猪场，光养猪场建设，投资就超过2亿至3亿人民币，加上其他营运成本，投资可能超过5亿。而网易2010年的利润不过22亿人民币，拿出数亿元去养猪，即便丁磊有心，远在大洋彼岸的股东也未必会同意。显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互联网领域，拿钱搞研发远比养猪更紧迫。
“养猪这个事，你一口气砸下10亿 元，可能也什么都看不到。”对于国内投资者间歇性的“养猪热”，著名农业产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对记者说，养猪业有“三高一低一长”的行业特性：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风险，利润低加上周期长。因此，行业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想赚钱的人，一种是养猪的人。
“中国的农民最质朴，也不怕亏，他们才是最能安心养猪的一群人。”张利庠说。
李汉英认为，自己就是“安心养猪”的人。接受记者采访之时，海外的审计机构正在武汉“年审”丰泽农牧的财务信息，同时，还要去现场实地考察养猪场和饲料场建设进度。李汉英说，每年的“年审”都持续近半个月，“不安心”过不了关。
“这比国内严格。”丰泽农牧的一位人士坦言，海外上市责任大，但“收获”却并没有想象的多，“比国内上市差远了”。
事实上，丰泽农牧的海外资本市场之旅的确不是特别“划算”，远没有国内那些拿到A股上市许可的同行幸运。以2010年下半年在A股上市的一家以养猪为主业的中部牧业公司为例，其当年营收约3.8亿人民币，利润刚超过4000万元。丰泽农牧2010年的营收比之略逊一筹，但利润却达到816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已超过前者。
但是，这家牧业公司上市融资超过3亿，而丰泽农牧只从纳斯达克拿到12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也不到1亿。随后，前者被爆多次造假。但奇怪的是，这些并不影响这家牧业公司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2012年，这家牧业公司竟通过审批，得以发行超过3亿的公司债。而公司债利率极低，正是李汉英求之不得的。
“我们当时也曾希望在A股上市，但排到了300位之后。”胡建国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