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日，天河棠下后山。看着最后一头猪被猪贩拉上车，广西灵山人杨红娟如同卸下了一块心头巨石，她庆幸地环视着这座她生活了五年的山头。距她五米之外，她和家人一直居住的屋棚已被推倒，用过的酒瓶和塑料袋随意飘零着。
这是一群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二十多年间，他们不断迁入，搭窝架棚，养猪种菜，或在城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和周边高档住宅相比，这个脏乱差之地讲述着一个彻底相反的故事。
逐渐瓦解的养猪户群体是城市变迁的一个缩影，“开荒者”和“驱赶者”的角力亦折射了城市管理的冷酷和无奈。
开荒
后山的村民总是以后山的“开荒者”自居。“以前四周根本没有一栋高楼，我们比那些富人来得更早。”提到类似“先来后到”的话题时村民们总是一肚子硬气。
凌晨4时，60岁的花阿姨从自家棚屋走出，来到菜地，又有近百斤的番薯藤等着她收割。接近5时，花阿姨将番薯藤装上自行车，迎着微微露出的晨光骑向车陂蔬菜批发市场。“哐当哐当”，自行车声音响彻棠下后山的村野间。
花阿姨的棚屋位于一片鱼塘边上，满塘的垃圾似乎要把鱼塘填满，死猪和泡沫充斥其中，但花阿姨早已习以为常，她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比“外边”要好得多。这是花阿姨住进棠下后山的第15 个年头，她本姓梁，广州人，因为小名“花丫头”，附近的村民都叫她花阿姨。
说起刚住进这里的时候，花阿姨的表情让人感受得到彼时的心酸：“整座山头只有三四家泥屋，四周全是蒿草，一来这里我和老公养猪、卖菜。因为草又多又高，路又不好走，卖剩下的菜经常会在半路上掉完。那时候这里还有很多蛇，我们就买了很多硫磺洒在周围。”
广西灵山县太平镇人施全才比花阿姨来得更早。1990年，19岁的他来到棠下后山山头，眼前看到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坟墓。初到广州的他没处落脚，和占有鱼塘的棠下村民说好，帮其看管鱼塘，条件是租下鱼塘边上的房子，这一住就是23年。“这里的每一条山路都是我们踩出来的，我们是这里的开荒者。”
施全才和花阿姨属于第一批来到棠下后山的居民，在此之前这里为两个农场占据，地形以山林地为主。“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周边除了广州氮肥厂之外根本没有一栋高楼，我们比那些富人来得更早。”每次提到类似“先来后到”的话题，施全才总是一肚子硬气。
随后的20多年中，不断有人从外地迁徙而来，山头开始陆续被人占据，棚屋越来越多，住户变得越来越密集，村落初成规模。这其中，来自广西的迁徙者占据绝大部分，广西人中又以灵山人为最多，他们的谋生手法只有一个养猪。
施全才解释，灵山一直都有养猪谋生的传统，而棠下后山简直具备养猪的绝佳条件：首先，大片的山地可供搭建养猪的猪栏，这是城中不可能具备的用地条件；其次，周边城市生活可提供养猪用的潲水，大大降低养猪的成本；第三，城市生活对猪肉的需求巨大，会有买家主动进村来收猪。“我带你，你带他，亲领亲，越来越多的灵山人来到棠下后山养猪了。”
带动迁徙的另一个利好条件是道路条件变好。2000年后，进山的水泥路修成，这给出入的村民带来极大方便，更多的人开始进入，村落的规模也愈发成型。“水泥路修成后，路通财通，人也慢慢多起来。”花阿姨说。
接着又通了电，还有人修了排污渠道，直到现在，后山的村民一直挖井打水，但这不会让村民觉得不方便。施全才们总是以后山的“开荒者”自居。“我们来之前到处是荒山野岭，后来变得人丁兴旺，虽然这块地之前是属于珠江投资集团的，但他们迟迟不开发，我们住下去也理所应当啊。”
被逐
周边小区针对后山村民污染空气的投诉从未间断，但养猪户如同“春风吹又生”一般，一批走了又来一批
陈凤兰2000年左右从广西贵港来到后山，“到大城市赚钱给孩子读书”。她一直在周边的住宅小区做环卫工人，每月可以挣到1000多元。在城中村租不起房子，她只能在后山租窝棚居住，每年给棠下的村民1000块房租。
在小区扫地时，她能闻到恶臭。她明白，这种气味来自养猪户长时间烧煮潲水，以及电子垃圾清捡时塑料表面的焚烧。抱怨臭味的居民越来越多，这使得陈凤兰工作时不敢轻易提到自己居住在棠下后山。
来到后山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整个后山有超过1000人，几百户养猪户。热闹的氛围让村民感到欣慰，但他们也逐渐感受到“外边的人”的敌意。周边居民认为他们污染了空气，这种感觉在周边的中海康城、汇景新城等楼盘落成入住后越发明显。来自天河区和棠下、车陂街道的投诉也与日俱增。
2004年起，相关部门开始陆续派出人手对棠下后山的养猪户进行整治，并在当年拆除养猪窝棚数万平方米。这种整治强度在亚运会前达到高峰，并且持续至今。
强大的压力使得后山村民不得不收敛。一批批的养猪户离开，没离开的人也开始谋划转行。有人在村里开起了小卖部，有人去周边的工厂里打工。还有人把养猪棚迁入更深的山里，希望借此逃脱拆除。
2005年后，养猪户杨武山不再养猪，因为“猪棚迟早都要被拆”。但他发现，仍源源不断有人从老家灵山过来，继续操持着养猪的事业。“一批人走了又有一批人来，这里实在是养猪的好地方，刚来到广州，找不到工作也只能养猪。”
棠下街道办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虽然城管等执法部门一直严格整治后山的非法养猪行为，但由于重新搭建猪棚的成本很低，不少养猪户被拆除后重建猪棚，这使得多年来非法养猪一直难以根治。他同时认为，整治行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09年之前这一带聚居的养猪户一度高达三四百户，经过持续整治之后只剩下几十户了”。
要求珠江投资集团有所作为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珠江投资集团购得棠下后山地块，但多种原因未能开发，致使该地于2004年被国土部门强行收回。此后，由于前期已经投入开发，身份变成了前业主的珠江投资集团仍主动担起管理这片土地的职责。
杨武山表示，珠江投资集团一开始在山上建了围墙，并设了3个通往外边的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保安把守，但村民常常和保安打架，好几次还叫来了派出所，但警察也没有办法。“他们又想了个损招，在村里的一条主干道上浇筑了三根水泥柱，不给村民的车通过，我们就把柱子推翻了。”
直到现在，针对棠下后山的臭气投诉仍在进行。年初搬进中海康城的业主唐小姐入住后就发现臭气不断，等她尝试了解臭气来源，吃惊地发现身边的邻居已经就此投诉了好几年。“我还特意去后山看过，实在太脏太臭，但他们生活也很艰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离开
未来让李木松感到迷茫，后山不能养猪了，老家也已经回不去了。杨红娟则想去中山碰碰运气
上月24日是棠下街道“通牒”后山养猪户将猪棚和窝棚拆除的最后期限。今年春节后，车陂、棠下街道陆续开展针对违章搭建窝棚、猪棚的专项整治行动。上一个“通牒”期限是当月12日，棠下街要求养猪户在此日前将猪只自行处理，并自行拆除物棚。为给养猪户充裕的时间，棠下街道将“大限”延长至24日。
2008年来此养猪的杨红娟忍痛在24日将猪卖掉。她原计划这批猪最好在10月出栏，这样每头猪就能长到220斤以上。按照现在的重量，她每斤只能卖5块多，而超过220斤的市场价要贵2元钱每斤。
24日下午，杨红娟将最后一头猪拉上猪贩的车后，她庆幸地吁了一口气，虽然仍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毕竟已经将猪处理完毕。在她的身边，住了5年的屋棚已在半小时前被拆除队伍的勾机捣毁，散落的木板压在来不及收拾的瓶罐和抹布上。
同是灵山人的李木松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养猪一年忙到头，纯粹就是挣个辛苦钱。“一只猪苗650块钱，养一年养到200多斤，每斤卖7块钱最后一头大概1800块，每头猪大概收入1300块，刨开每月的600元潲水费、养猪的人工费，还要保证猪的存活率有80%以上才能一头猪赚个二三百块钱。我养个五六十头，一年也就挣1万多。”
李木松的两个孩子在棠福小学上学。他说，自己每天4点就要外出收潲水，天刚亮就要回来给孩子煮饭，然后又马不停蹄煮潲水、喂猪、洗衣服、做家务，晚上哄完孩子睡觉也已经11点了。“因为没技术没文化才靠养猪维持生计的，如果有老板愿意要自己打工，根本就不愿养猪了！”
对李木松而言，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当初只分了5分地，有了老婆孩子后根本不够吃。”未来让他感到迷茫，他甚至都来不及打算，因为还要想办法把剩下的小猪处理掉。杨红娟则想去中山市碰碰运气，“这里是不能养猪了，但有老乡说那边可以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足够大的地方建猪棚。”
在李木松和杨红娟的四周，天河区和棠下街道组成的拆除队伍沿着通向山头的道路一路拆除，车辆声，猪叫声和人的叫喊声不时响彻空中。一车车的猪被猪贩从后山拉走，不断有人站在路边，眼神空洞的看着远方。
这一天，陈凤兰特意和物业公司请假回家。虽然被通知住宅屋棚可以延迟到7月初再拆，但是她还是担心回来之后看到家里已经粉碎。如今，她最担心的是屋棚被拆后读小学的孩子没地方住，“后山有很多住着屋棚、在附近棠福、博雅等学校上学的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