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参观过史密斯菲尔德（史密斯菲尔德）位于Tar Heel的屠宰场的人都会对其惊人的运作效率心生敬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加工厂，它占地超过220个标准篮球场，超过5000名员工每天平均生产超过360万公斤猪肉。在母猪养殖场，妊娠母猪在4个月的妊娠期当中在浴缸大小的限位栏中饲养，它可以站立或卧下，但不能转身，目的是使其能够稳定供应重约6公斤的断奶仔猪，这一过程需要21天完成。在生产的下一阶段，机器则负责喂养小猪，使其迅速增重至125公斤，如此即可出栏。
成年公猪从拖拉机拖车上驱赶下来，进入一片宽阔的水泥猪栏当中，这里最多可存放1.5万头猪，平均停留4小时，聚集时可形成一片粉色的海洋。生猪身上标记有精密的安全追踪系统，美国相关监管人员会不时到场监督。为了让猪死时的痛苦感降至最低，猪被一头头地引入四个二氧化碳窒息气室中，每次为7头猪。如此杀猪造成的外伤最少，猪死亡时没有应激反应，不会肌肉紧张，肉质更嫩。 随后，铁钩穿过猪蹄将猪悬挂至上方的轨道，进入一个闷热、充满血腥味的地方。猪的颈部血管被割开，血水被收集。胴体则浸入热水，然后进入串联隧道式打毛机被短棍反复刮打，用火焰烧燎，除去被毛。胴体随即进入漫长的解构生产线：头车间、肠衣车间、腌制车间等不一而足。
车间上方有观察通道。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下方传送带绕成的迷宫，以及传送带旁挥舞刀具的工人。一批被分割的胴体被传送到各方。一条线上的工人割下里脊，另一条线上的工人则割下肋排，猪腩和猪皮亦被切割丢弃在对应的传送带上。
没有任何人的手会触碰到猪肉。那些操作刀具的工人身穿腹部护甲和钢网手套，其余的人穿着齐膝的塑料外套，头戴安全头盔及耳罩，发网遮住部分面部，双手则包裹着塑胶手套。车间里充斥着传送带发出的“嗒嗒”轰隆声，以及叉车挪动重物发出的“哔哗”声。所有部位都会得到彻底利用——猪血卖给化妆品公司，肠体、胰脏和垂体腺可作药用，不吃的部位则成为狗粮。
全球最大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史密斯菲尔德 Foods Inc.）董事长约瑟夫·W·卢特尔三世(Joseph W. Luter III)则是这家工厂的主人。卢特尔三世所制造的壮观的场景曾令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感慨万分。早在七八年前，万隆就曾亲自拜访过卢特尔三世——后者被万隆称为“老卢”。“我和老卢关系很好，去过他两个家。一个在弗吉尼亚州，另一个在纽约的公寓。他对我很了解，不了解这个事也不会这么顺利。”万隆对我说。这时天色有些微暗，天空正下着雷阵雨。长长的办工桌把万隆围在中间，桌上放着毛巾和手表，一杯白开水和一杯淡的看不出颜色的淡茶。万隆在那张白纸上写写画画。一分钟后，万隆摘下老花眼镜开口说，“我们开始吧。我哪个地方说的不清楚，咱们两个可以讨论。”我面对面坐在距离万隆足有5米的长沙发中央。73岁的万隆右边额头下方的老年斑尤为明显，头发稀疏，头顶已经整个露了出来。
眼下正是万隆时刻。然而，采访他却并非易事。采访最初安排在6月4日下午三点半。不过在当天早上，我却接到双汇方面匆忙打来的电话。对方告知我：“你可以买回家的车票了。”变故的缘由是，来自美国的律师团队警告称如果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持续下去，他们将难以控制一些风险，而这可能导致收购案最终失败。
我为这场毫无征兆的爽约而愤懑异常——从北京匆忙赶来的两位摄影师正背着与自己身高大小相当的器材包赶赴漯河，此刻他们正在火车上。我只好在双汇总部大楼内面红耳赤地争辩，发泄着不满。中午的时候，我从九楼窗户窥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穿着干净衬衫正在围绕花坛散步的秃顶老头——他正是万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屠夫。
事实上，万隆被“人为”地隔绝在一个媒体无法触碰的禁区里。这个时候想为他拍张散步时的照片已是难事。两位摄影师肩扛着笨重的器材包狂奔至楼下。站在远处刚刚按下几次快门便被门卫阻止。经验丰富的门卫恰如其分的卡在镜头与万隆之间，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上只有门卫紧张愤怒的表情。
随后数日我只能绝望地打打电话，在酒店里等待奇迹的发生。酒店周围均是低矮破败的居民区、杂货店及农贸市场，由这里走上几个街区，有一条名为叫牛行街的街道。80年前，这条不足一公里的马路两侧密布着140多家牛行和肉铺，正是它造就了这座贫穷小城少有的短暂繁荣。万隆则接踵而至开创了冷鲜肉和冷鲜肉专卖店模式，并将工业文明的标准化引入了中国屠宰业——大到技术的更新，小到车间工人如何清洗指甲等。作为漯河经济命脉的主宰者，万隆为这座城市贡献了40%的税收，其肉类出口占全省的97%，占整个中国的25%。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8点整。我从带着烟尘味、燥热的空气中醒来，电话频频响起。对方是一个讲着河南话的老头，语速很慢地说：“我是万隆，下午五点你过来。” 见面时，我向他抱怨起屡屡被拒的经历，万隆则宽慰我说：“我喜欢会坚持的人。”他对下属的做法提出批评，理由是 “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见见？”
交易
正当外界以惊人篇幅讨论史密斯菲尔德与双汇这场闪婚之时，万隆并未如外界猜测的那样呆在美国弗吉尼亚或纽约的某个豪华酒店套间，而是呆在漯河一栋18层地标式的椭圆体建筑内。这栋名为双汇大厦的大楼看上去颇为陈旧，最醒目的当属裙楼上方一排三米多高的红色大字：“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二字可能很快将会被替换为“全球”。依照万隆的预计，时间最快就在两个月后。
几天前，万隆干了一件大事。他宣布总部位于香港的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将以约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若无意外，这将成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公司最大一宗收购案。以下数字或能直观说明这场并购案的影响力。2012年，双汇生猪屠宰量接近1500万头，史密斯菲尔德的屠宰量为2800万头。合并后，两家公司合计年生猪屠宰量约为4300万头。这些猪连接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半。
伊利诺伊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麦克·艾利斯（ Mike Ellis）曾在国内猪肉论坛上屡屡提及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在未来20年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将增加，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猪肉的消费量将增加，这就需要增加猪肉的生产量。谁将生产这些猪肉?”现在的万隆显然是这一问题的最佳回答者。
猪肉行业的整合逻辑并不新鲜，如同30年前汽车行业的全球整合那样，过去几年几大粮商亦屡屡出手，例如Cargill并购AWB，ADM并购GrainCorp，Marubeni并购Gavilon。现在粮食过后则轮到了紧俏的动物蛋白——猪肉。
万隆则是这一切的主宰者。在其办公室的过道内，有一尊手舞指挥棒的青铜雕像，雕像的赠送者是欧洲最大的动物肉类、肠衣和副产品专业生产商泰威逊（Teeuwissen）全球总裁塔拉巴尼·拉哈姆（Jalal Laham）。雕像的背后，拉哈姆极其谦恭的写道：“尊敬您的为人与成就，您的朋友。”
万隆向我聊起最近的生活。面对71亿美元的大交易，他依然按照近30年的作息时间表规律运转。每天七点准时起床，然后步行到马路对面的工厂瞧瞧。八点钟，他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三餐过后，他会在办公楼下散步约半小时，每天走上一万步。谈及至此，万隆从腰间取下了随身带的计步器，伸向我。“我今天已经走了7400步了，每天一万步，不少于一万步。刮风下雨照样走，下大雪也一样，打着伞走。雨雪太大，我就在楼前的雨棚底下走。”
每晚8点下班回家后，万隆会花半个小时看当天全球媒体对双汇的报道或批阅文件。当下的工作格外辛苦，秘书每天为其打印的资料通常厚达15厘米。为了方便阅读，这些资料均被以2号字打印。万隆坦言自己已习惯苦行僧般的生活。 他吃的也简单。“我喜欢吃蔬菜。猪肉也很喜欢。牛奶、酸奶我是每天要喝的。”万隆对我说。
万隆的办公桌背后是一幅普通的世界地图，迎面则摆放着显示五个国家时间的电子钟。办公室内没有书架——坦白地讲一本书看不到。办公室一角的衣架上挂着两顶帽子，一顶是暗红色的年轻人常戴的普通运动帽，另一顶则是棕色圆形礼帽。除了左侧墙壁上张贴着4米宽的《2001—2011年双汇集团生猪采购量、价及回收价走势图》外，整个办公室内最为抢眼的就是二十余件材质造型各异的工艺品猪，最昂贵当属一件铜质标牌为linda egle的青铜猪。
谈及收购，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并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加工、检验、新产品开发、网络都是我们优势的地方。我的网络现在别说支撑我500亿销售规模，1000亿我也能支撑。”他的豪气源于“此次并购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市场同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的合作” 。
对于这场猪肉大战，万隆早有预谋。七年前，他与卢特尔三世在纽约曼哈顿家中有过一次会面。 “我们一共见过三次。” 万隆对我说。不过，卢特尔三世并未来过双汇。
万隆透露首次会面时，他曾与卢特尔谈及股权合作。卢特尔的答复是“欢迎投资，但比例不能超过20%”。这次试探让万看到两家公司深度合作的可能性，但20%的股权投资上限并不符合万隆的胃口。 “我心想，这也太少了吧，没意思啊。”万隆说。此事就如此搁置下来。万隆当时即有出海投资的打算。“但是究竟出去拿谁，我们考察了不少企业。”万隆说，“这是个重要的选择。要是拿个破烂不堪的企业，会很便宜，但没有价值。”
深思熟虑之下，万隆认定史密斯菲尔德是最理想的收购对象。理由是 “它既是杀猪的，又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和产品跟我们几乎一样。有屠宰，又有肉制品，从上到下产业链很完整，还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但收购并非小打小闹，心思缜密的万隆想了很久。为此，他曾错失机会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史密斯菲尔德股价最低时只有7美元，几乎只有此次收购价格的五分之一，但遗憾的是万隆并未出手，事后他追悔莫及。
并购的想法最终被敏锐的华尔街银行家们所捕获，后者对最终达成收购协议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比如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这些银行太厉害了。” 万隆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