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特别是07年以来，猪价波动频繁，而且幅度越来越大。于是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上自各部高官，专家学者，下至行业精英，市井居民，无不咬牙切齿，哏哏有声：引起肉价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是散养农户猪价高时一哄而起，猪价低时恐慌抛售。
本老倌在此无意全面讨论猪价大幅频繁波动的原因，但把猪价不稳定的罪过归咎于散养农民的存在，实在是不敢苟同。
从历史上来看，排除计划经济时代因特殊价格管理模式下肉价表面上的相对稳定外，自取消生猪派购以来猪价波动虽然历来有之。但上世纪末散养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猪价的波动却并没有近年频繁，幅度也小得多。记得当时养猪虽然利润不高，但低于成本价的情况下只有季节性原因短期出现过。虽然1998—1999年因口蹄疫恐慌曾出现过一轮较长时间的低迷行情，但从1999年冬季恢复盈利，一直到2003年的所谓猪价高峰，至2005年十月下旬才跌至亏损区间。除2003年春季“萨斯”的影响短期出现卖猪难外，六年中基本处于盈利区间。以本老倌所在地为例，价格变化从最低的每斤2元左右（1999年二季度）到最高的每斤5。4元（2004年5月份），5年间增幅为270%。
我们再看看近年猪价的变动情况。2006年所谓的“养猪灾难”，实际上该年冬季猪价就已经回复到理论盈亏线附近，2007年五月份进入快速上涨通道，到2009年春季因瘦肉精的影响和四月末所谓猪流感的恐慌猪价才进入深度亏损，盈利期大概两年半左右，比前一个盈利期在时间上缩短了一半。而到2010年冬季才回复到理论盈亏线附近，低迷期却比前一轮低迷期延长了半年。从2008年初秋的最高峰到2011年9月份的又一轮最高峰，间隔期为三年左右。而最后一轮“牛市”，从2010年冬季脱离亏损到今年四月份再次进入亏损期，盈利期区间只有不到一年半。比上一个盈利期又缩短了一半。
再从价格变动幅度这个方面来看，同样以本老倌所在地区为例。从2006年5—6月份最低的2。95每市斤，到08年初秋最高的每斤9元，两年多一点增幅高达305%。如果计算到2011年九月份的最高价11。2元每市斤，同样是5年，增幅却达397。7%！
以上对比可见，在养猪规模化程度以大跃进的速度不断提高的近年，猪价不但没有稳定的迹象，而且波动幅度越来越大，波动周期越来越频繁。请问持“散养农户造成猪价大起大落”论的人们，你们的依据何在？？？
我们不仿再变换一个角度，从规模养殖和散养农民各自采用的养殖方式和特点来分析一番。
现在的所谓规模养殖多数采取自繁自养的模式，猪场设施配套均以母猪饲养规模来定量设计。母猪栏舍需要多少，保育栏舍需要多少，育肥栏舍需要多少。。。。。。。生产上也是流水线方式，各阶段饲养都有一定的期限，否则就可能造成存栏拥挤。因此出栏时间是没有弹性的，市场货源偏紧价格高企时，想增加出栏也是不可能的；而市场饱和价格低迷时，想延长出栏时间等待价格回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主动调节市场的能力，只能机械地按程序上市。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能均衡供应市场，而实际效果往往相反。一旦出现突发的意外因素影响猪价，（如食品安全事故、人兽共患疾病等）由于规模猪场比普通散养猪农信息更灵通，反应更快，所以恐慌性抛售行为往往由规模猪场而起，成为率先杀跌的最大动能。而散养猪农呢？一方面信息通道有限，神经过敏度也大大逊于规模企业，因而反应比较迟纯，在前期决不会加入杀跌队伍，对价格剧烈变动实际上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散养猪农相对专业性较强，有专业养母猪出售仔猪的，也有购买仔猪进行育肥的。即使是自繁自养，因规模相对较小，栏舍设计也较灵活多变，留有余地，因此出栏时间也没有固定的程式化。这样在价格短期下跌时，他们可能推迟出栏，客观上起到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在特殊原因仔猪供应不足时，仔猪价格肯定上涨，他们会因仔猪成本的提高，为降低单位增重分摊的仔猪成本而提高出栏体重；客观上起到了因仔猪供应缺口引起上市猪肉量不足的调节作用。当仔猪供应过剩时，仔猪价格自然下降，他们可以忽略仔猪价格对成本的影响，充分利用生猪生长前期单位增重饲料耗量少的特点，降低出栏体重，快进快出，这样就降低了仔猪过多后续猪肉上市量过剩的压力。
他们大多数都是家庭操作，不需顾请人员，当市场整体供给过剩，价格下跌时，他们随时可以撤退，不存在就业安置方面的各种难题，也不必考虑资金和设施闲置的损失。当市场整体供给不足时，他们又随时可以杀入，不存在人员组织方面和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机动灵活，“船小好掉头”。特别是少量散养一般是由留守老人和妇女从事的业余性工作，既能充分利用农村家庭副产品和青绿饲料，也不占用社会劳动力，还能补充农民家庭收入，对社会、农民本身都有益无害。
那么，为什么生猪散养总是备受责难，遭到歧视甚至政策上的打击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猪价高低与波动幅度大小与养殖结构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前文已经说到，九十年代散养为主时与近年规模养殖占比提高的情况下，不管是猪肉价格的涨幅，还是波动的频率，反而是倒过来的。本老倌甚至敢断言，如果我们现在强行将生猪散养消灭，定价权完全由权贵资本垄断，猪肉价格不但降不下来，反而会像中国石油一样成倍上涨，中国人真正吃不起肉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中国肉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养殖成本高。养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加等国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等生长促进剂，而中国是严格禁止使用的，私自使用是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严重代价的。二是饲料原料价格高，做为主要蛋白原料的豆粕，由于国内禁止生产转基因大豆，但允许进口国外的转基因产品，这种不平等竞争轻而易举的摧垮了中国大豆种植业后，从此定价权一直操控在美洲国家手里；做为最重要能量饲料原料的玉米虽然国内目前还基本可以自给，但由于中国耕地面积少，土地所有权不明确，难以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且同样禁止生产转基因农产品而默许国外的转基因产品流入国内，致使国产玉米生产成本高，价格自然也比国际市场价要高很多。第三是隐性成本高，我国因重复从多国大量引进种猪，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猪病都引进了中国，使中国成为万国猪病大乐园。使中国养猪业不但防疫成本比任何国家都高，而且因死亡率高而推高了出栏总体成本。养殖成本与养殖规模同样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文所述散养因为能充分利用零星农副产品和青绿饲料，而且不需管理费用，劳力使用也灵活多变，反而能部分降低成本。
散养备受责难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散养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前面说过，散养农民大多是失去打工资格的老弱妇孺，他们多数没有文化，在精英治国策略下的中国，他们基本上完全丧失了社会话语权。所以对他们任何的坻毁和口殊笔伐，他们都只能忍受，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
传统养猪业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今仍然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即使在政府使用对规模猪场大力扶持补贴以造成不平等竞争的恶劣市场环境中，他们仍然用自已的劳动，默默地、顽强地反抗着。因为在我们这个农民仍占多数的低福利国家，他们首先需要生存，一旦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又不给出路的情况下，这种争夺生存空间的反抗将是长期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老倌并不否认规模化生产的优越性，更不反对行业在市场主导下向规模化生产方式过渡。只是目前我国的所谓规模化不过是政府主导下强行推动的规模化，是一种崎形的规模化。
市场主导下自然形成的规模化和政府主导下强行推动的崎形规模化有什么区别呢？
自然规模化发展的过程是以市场为主导，在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管理的优势，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法则，渐进式的发展起来的。而崎形规模化是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在崎形政绩观的支配下，背离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通过政府扶持、补贴的方式，不需要技术管理的竞争，只需要凭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中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或者先天拥有的政府或社会资源就能实现的。
自然规模化的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侵害农民的生存空间。散养猪农之所以退出养猪行业是在衡量与其它行业的比较效益后自愿退出的，所以也不会在养猪行业恢复合理利润的情况下重操旧业。而崎形规模化是在工业化水平倘处于低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通过不平等竞争手段挤占散养猪农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由于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不成熟，因而影响着生产的不稳定性，生产的不稳定肯定会影响市场供应的不稳定，市场供应的不稳定肯定影响价格的不稳定。而被剥夺生存权的散养猪农一旦在摒除政府补贴后仍有微利的市场环境下必然会重新蜂拥进入他们的旧领地，从而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大幅波动的局面。
自然形成的规模化不管从行业的社会分工的专业性还是技术管理水平的专业性都比崎形规模化要强得多。他们一般是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由行业内部发展起来的单一性企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市场应对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疫病防控能力都较强。而崎形规模化成分构成要复杂得多，有做房地产行业的，有做IT行业的，有做金融行业的、、、、、、甚至有武钢这样的大型钢铁行业也正在卷入。各自的目的也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屯地，有的为了套取政府补贴资金，有的为了洗钱；却很少有以通过养殖业本身来赚取利润的。他们一般都没有具备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团队，技术上依靠纸上谈兵的所谓专家学者，所以很难经受各种风浪的考验。
要实现中国养猪业真正的规模化，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