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的修建使得花鳗鲡无法回游
▲桥梁的修建对底层生物影响很大，也同样影响着鱼类回游
▲鹦歌岭保护区的鱼类专家正在对保护区内鱼类进行统计
▲南渡江流域的挖沙场非常之多 给河床造成了严重破坏
▲当地农民炸鱼的现象非常普遍
当地渔民捕捉到的濒危鱼类花鳗鲡
鹦哥岭保护区的禁渔区，保护了以上几种濒危鱼类
▲这是一个全国最小的保护区了，在雨林的溪流中，刺鲅鱼在畅游
图/文 肖诗白
南渡江是海南岛最大的淡水河，这里亦是海南野生淡水类鱼种类最丰富的地方，然而，近年来，随着水利建设、滥捕滥捞、环境破坏，江中野生鱼数量越来越少，许多珍贵的品种如红面军鱼、大鳞白鲢、纹唇鱼，还有被黎族人称为“鱼中之王”的花鳗鲡，已极为稀少。
虽然环保专家在南渡江上游制定了一个“方舟计划”保护鱼类资源，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南渡江野生淡水鱼的生存现状，只是中国众多江河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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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淡水鱼保护区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中国淡水鱼的种类甚至超过了中国所有哺乳动物种类的总和，但是，庞大的淡水鱼种群似乎从未引起过生态学家的重视。2011年，笔者随考察队进入海南岛南渡江，对这里的淡水鱼类进行调研。
这是海南南渡江的最上游，热带雨林中，一个叫道银村的地方。全村只有十一户人家。
刘磊是鹦歌岭自然保护区的副站长，他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保护区工作，主要职责是与两百多名巡护员一起，与道银村以及附近的村庄和社区一起，共同寻找保护鹦歌岭的有效之路。
许多人都知道海南有“万泉河”，其实，海南最大的淡水河是南渡江，熟悉海南地理的人还知道海南有一条昌化江。对于这三条江河来说，鹦歌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即使不是这些江河的源头，也是这些江河源头的一部分。
南渡江的源头，就是流过道银村的那条河。刘磊从2007年以来，经常在这个村里做保护项目———“社区共管禁渔区”。
禁渔区不远，就在村子边上几十步之处。在村民符金海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条在南方农村常见的河流，河流不宽也不窄，不深也不浅。孩子们、徒步种地的人与骑摩托车赶集的人，都可以不太费事地渡过它。
一条鱼在水中翻了一下肚皮，大家发现，这里有很多鱼在河水里流动，拐弯的时候，总会肚皮快速一闪，当地人称这种鱼为“军鱼”，学名叫“光倒刺鲃”。它浑身修长，胸前的两片鳍，是红色的，很像军人军装上那两片红色的领章。
道银村的这段“禁渔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淡水鱼保护区，它只有两三百米。如果这个保护区也有级别，那么它最多属于“小村子级”。两头的树上，挂着好几块用木板写的“禁渔区”三个大字。
顺着这个“禁渔区”，你可以找到一个村民保护委员会，在它里面的土墙上，贴着由村民自行制订的致力保护这里自然生态的“乡村保护宪章”，列在前几位的保护对象，并不是水里的鱼，而是山上的红藤和白藤，以及南药和蜂蜜。
符金海说，道银村的人，过去要换点钱，主要是靠红藤和白藤，两种藤都是上好的编织材料。后来种上橡胶之后，橡胶成了最换钱的产品，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几亩几十亩橡胶。
“乡规民约”的第五条，说到鱼：
禁止外来和本村人在我村界的溪、河水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和放钓除外。各村小组不得越界捕鱼。本村各小组均设立有供鱼类繁殖的“禁渔区”，在禁渔区内禁止任何捕鱼行为。违者按各小组规定处罚，严重者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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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区，让我们有了回到古代的感觉
道银村属于一个村民小组，在它的上面，才是正式的村级机构———高峰村。
由于处在保护区范围内，高峰村的一切都与保护区息息相关，搞得好，就是“社区共管”，搞得不好，就可能反目成仇。
刘磊曾长期担任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保护科科长，他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探索如何尽快地“化当地村民力量为保护力量”。
在全国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的人，往往把村民力量，当成伤害的力量；村民也把保护区，当然阻碍发展生计的障碍。
2006年12月份，鹦歌岭保护区成立后，保护区辐射范围内的很多青壮村民，成了保护区“协管员”。他们的工资不低，一个月有1600元左右，而且还上着好几种保险。每人骑的巡山摩托车，用的手机也是保护区派发的。每个月，还有100元的油钱和通讯补贴。
可能有了这层关系打底，来自香港嘉道理农场的生态专家陈辈乐，给保护区出主意：几方合作，共同建立禁渔区。
很多村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保护区也开始琢磨着如何帮助村民发展“生态经济”。
2008年7月，高峰村的5个自然村，分别都建立了禁渔区，并将保护当地鱼类的规定写进了“村规民约”。
符金海说，黎族人过去有用弓箭射鱼的技术、有制作“鱼茶”的传统。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住在山里的人，打鱼、打猎、采药、采蜂蜜都只是顺便的事。偶尔去抓些鱼吃，并不会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那些来电鱼、毒鱼的人，他们用一点点毒药，就可以把整条河流的鱼都毒倒，连那些躲藏得极深的鱼也翻了肚皮。毒鱼的人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往往都是夜里悄悄地涉水而来，你根本防不住。
刘磊说，也不是防不住，而是过去大家觉得，没有权力去防。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你的村庄说话？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河里的鱼说话？
设立禁渔区，就是想让大家心齐胆气壮一些，遇上了来毒鱼电鱼的人，敢站出来阻止。
符金海说：“上世纪70年代，河中还经常可以捕到十几斤的大军鱼，而到90年代，一斤以上的军鱼都难见到了。现在，我们这个禁渔区才设立几年啊，现在的鱼越来越大了。有些大的军鱼，都快五六斤了，快到了古时候那么大条了。其实要回到古代，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我们一起来做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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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陈辈乐博士记录到南渡江有65种野生淡水鱼，超过海南淡水鱼种类的一半
南渡江最上游的这段水域，清澈的河水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野生淡水鱼穿梭其间。
海南马口鱼是一种很美丽的鱼，幼鱼有着金黄色的尾巴和鲜红色的嘴巴，成年颜色会变得更打眼，特别是雄鱼，不仅拖着延长的黄色臀鳍，身上还有几道亮丽的绿斑。
细尾白甲鱼，当地人称为“石鲮鱼”，偶尔在水中闪出白色鳞光，它们利用铲状的嘴巴，快速扭转身体，刮食石头上的水藻；体色亮丽的海南特有亚种虹彩光唇鱼，虽然它的数量在全岛范围内已十分稀少，但在这里却随处可见，它们像斑马一样身上长有数条明显黑纹，成群游弋在中层水域……
2005年，香港嘉道理农场生态专家陈辈乐博士，开始在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一带的河流里作鱼类调查，他在南渡江流域共记录到65种淡水鱼，超过海南所有淡水鱼总数的一半。这让人不由得开始幻想：如果鹦歌岭保护好保护区内及附近的南渡江上游河段，海南半数以上的淡水鱼类将受益。
陈辈乐说他是研究森林问题的，对鱼类并不熟悉。可他一遇到水，就会穿上潜水观察设备，扑到河道里，像条大鱼一样观察研究鱼类，很多人说起他，就说他是海南淡水鱼类的专家。
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内地，很少有人像陈辈乐这样研究天然鱼类。那些零星称得上“鱼类学者”的人做研究时，多半是掏些钱到街上向渔民购买“标本”；或者雇佣渔民张网下罟，捕捞到的什么就记录下什么。实际上，像陈辈乐博士那样直接到鱼的“居住区”，对活生生的鱼类悄悄地观察和统计，才是最好的科学教材。
但是，热带雨林是蚊虫出没之地，如果没有极大的耐力和对自然的基本尊重，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研究。
但陈辈乐很谦虚地说，他做的工作仍旧很肤浅，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刘磊说，“禁渔区计划”也可以称之为“方舟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实施顺利，那么，就有可能往两条路上行走，一是让更多的村庄都成立村民保护小组，成立禁渔区、禁猎区，同时，尝试发展少打农药、少用化肥的橡胶经济；另一方面，是把一些可能灭绝的鱼类，抢救性地打捞到这些禁渔区中来，让它们度过最难熬的“鱼类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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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的灾难就是鱼类的灾难
南渡江干流全长不过333.8公里，在海南号称第一大江，要是放到全国，不太容易引人注目。
南渡江的命运，很像中国绝大多数江河的命运。但是，南渡江的淡水鱼，可能在全中国是最幸运的淡水鱼。至少，当地还有一小段天然河道让它们安全生活。
在鹦歌岭保护区的一个保护站前面，一个新电站的大坝，正傲然挺立。瘦弱的河流截断后，在库区里慢慢地增涨，以填饱巨大的水胃。当这一个个空空的肚子填饱之后，才可能放流而下。
水在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滋养河流生态系统、让它成为鱼类家园的任何能力了，它只成了驱动水轮发电机的奴隶。
即使不修电站，水仍旧会被引入水库，让它成为灌溉用水、养殖用水、风景用水。海南最大的水库松涛水库，就修建在南渡江的中游。
当南渡江的水流经过一层一层的大坝之后，它们的体内，已经没有多少天然鱼类可以存活。
拦水建坝，由于水位、水深、流速以至河床底质的改变，直接夺取的是河溪鱼类的栖息地，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一系列的水生昆虫、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这些渐变或者剧变不单影响了鱼类的食物来源，更因水文的改变破坏不少鱼类的产卵场地。
鹦歌岭自然保护区的人员作过实地调查后推测，在南渡江上游鹦歌岭境内，至少有花鳗鲡（黎族人称为“鱼中之王）、大鳞白鲢、倒刺鲃、纹唇鱼等鱼种的灭绝或种群急剧下降与修坝相关。大坝时而放水时而水憋水，过了大坝的水，水温急剧下降，很多鱼受不了这样的冰冷，弃绝而去。
而当它们到了下游，又惊异地发现，南渡江正在成为整个海南大建设所用沙子的供应场所。在南渡江岸边的琼山区、定安县一带，采沙场一个挨着一个，吸沙船把河道里所有能吸上来的沙，都运到岸边，输往城市和乡村的工地。
奇异的是，几乎所有的河床都有“黄金”，于是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有采金船在噪音中翻寻。被采沙和淘金者翻动了无数遍的河床，再也无法让鱼类安宁地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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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专家除了研究经济鱼类外，还要想一想如何保护一条江和一种野生鱼类
中国的许多河流，远远看去，一片清净，走近一看，可能也仍旧清纯得很，然而它的体内，空空如也，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有鱼长成。
然而鱼再也长不成了。所有依靠着江边、河岸的村庄，似乎没有“渔民”，但家家户户都在河中挂网、粘网、鱼罐、鱼笼、鱼钩，大鱼小虾往往都难以逃命。电鱼器也很便宜，不到200元就可买台新的；而农药更是毒鱼的理想帮手。人类对于鱼，是无论大小，照单全吃，大有大的吃法，小有小的吃法。
在任何菜市场，你会发现人类并不缺少鱼类的供应，但那都是人类为了食用而大量养殖的种类。人们养鱼，像种水稻一样，只允许水体长出自己想要的，其他的鱼，都归为要灭除、抵制的种类。比如松涛水库，早已是个淡水鱼类的生产车间，这个体量颇丰的“人工湖泊”里，只允许白骨鱼、福寿鱼等“经济鱼类”生长。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有很多鱼类专家，或者说经济鱼类专家以及绝大部分“水产研究所”，主要的心思，都花在如何生产出最多的鱼类以供人类受用。很少有人和机构去想一想，如何保护一条江，如何保护一种野生鱼类。对于所有以经济眼光看世界的研究人员来说，一条江河的价值，只能用钱去计算和衡量。除此之外，一切生命，都是可有可无的。水，可以不需要鱼。
另外，外来入侵物种以及水质污染也是打击本地原生鱼种的重要原因，原产美洲的食蚊鱼和原产非洲的福寿鱼（罗非鱼）已在南渡江上游建立自然繁殖种群数十年，其中食蚊鱼早已在鹦歌岭地区完全取代了生态位近似的本土种弓背青鳉。
2009年1月7日，海口市海德路一家餐馆老板蔡先生到南渡江边买鱼，他发现了一条体长达1米、嘴巴像鸭子嘴、上下颌有骨板以及有利齿的怪异大鱼。卖鱼的老渔民称，该鱼是在南渡江内捕到的。他当了一辈子渔民，也不知道这条鱼叫什么。
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位老师对这条鱼进行了定种，鱼叫“鳄雀鳝”，是和“食人鲳”齐名的世界十大凶猛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主要生活在美洲，跑到南渡江来，很可能是有人当成观赏鱼养一阵后，不想养了，将它扔到了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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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截短小的“禁渔区”，真的能像“方舟”那样给濒临灭绝的鱼类带来希望吗？
南渡江里，似乎什么都有，而本来有的在消失，本来没有的在大量繁殖。
一切都是威胁，希望似乎只在南渡江上游，或者说，上上上游，在江河刚刚出生的地方。但这里，也未必那么可靠。经过鹦歌岭保护区以及周边社区的努力，保护鱼类、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当地村民理解与认可，但仍有一些鱼类没有来得及登上鹦歌岭的鱼类方舟，“红面军鱼”就是一例。
红面军鱼学名倒刺鲃，可长到大腿粗，体肥厚且肉质鲜美，曾经是当地黎族人民重要的鱼类蛋白质来源。幼年的红面军鱼背鳍与腹鳍长有标志性的黑斑，长大后，鱼脸的暗红色斑逐渐加深，“红面军鱼”由此得名。
南渡江上游的“什付村”便是黎族人以红面军鱼命名（黎语把这种鱼叫“什付”）的村庄，什付村的老人们都知道村边的河流曾经到处游着大大小小的红面军鱼。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滥捕滥捞让什付人在村边河里再也没有见过红面军鱼了。
另外，红面军鱼喜欢上溯到上游急流处产卵，受精卵随水向下游漂流一段距离后才会孵化。上述习性要求了红面军鱼需要一条完整的河段来完成自己的生活史。可惜的是，这个生活史被上世纪80年代河中陆续修建的拦水坝打破。从那时起，长大后的红面军鱼可能再没有冲过大坝，再无法回到上游产卵。
幸运的是，红面军鱼并未在南渡江水系绝灭，南渡江的一些河段、支流里仍然存活着一定数量的红面军鱼种群。得知这个消息后，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便计划将红面军鱼重新引入“什付村”。
当然，单纯引入也许仍不能使红面军鱼在上游建立持续的种群，水坝仍然是影响它们洄游与繁殖的障碍。在水坝不能被拆除的前提下，在它旁边修建一条“鱼道”是缓解大坝威胁鱼类的一种办法。
在欧洲，修建鱼道的历史已有300多年，1662年法国西南部的Bearn省便曾颁布规定，要求在坝、堰上建造供鱼上下行的通道。
因此，鹦歌岭自然保护区在什付村及其上游的“重引入”项目，只是保护当地红面军鱼的第一步工作。理想的前景是，自然保护区能联合当地政府以及水利等相关部门，探讨每个水坝的存在必要，另外让设计合理的鱼道出现在南渡江上游的每个水坝。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还给红面军鱼一条完整的江河。
还有鳗鲡，同样是一种江河性洄游鱼，卵产于海中，孵化后幼鱼逆流到淡水河长大，就算躲过了密集的渔网，最终旅程还是要因为南渡江上的水坝而终结。
中国的好水，好河，好鱼已经不多了。在一个没有天然荒野的地方，任何鱼都活得不快乐、不安全，没有盼头。
相比于中国的其他河流，南渡江似乎还给人一种隐约的希望。它的上游，相对正常、丰厚的热带雨林给江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水体，而两岸本地居民逐步认同的“禁渔区”，无形之中提升了自然界保存一点天然种类的希望。但那一截截短小的“禁渔区”，真的能像“方舟”那样，给濒临灭绝的鱼类带来重新复苏的希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