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一直是CPI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物价，猪说了算”。作为商品，猪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挑动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欲望。
一块猪肉，究竟要承受多少利益纠葛？为什么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微利的情况下，东莞市民仍然为“贵肉”埋单？
作为一个有着822万人口的制造业城市，东莞市每年消耗生猪达280万头，却几乎全部来自外地。从2009年元旦起，东莞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这就是驰名全国的“禁猪令”。
如今，东莞仅剩下2家供港养殖场，出口量急剧减少。
罢市抗议
东莞肉贩黄峥嵘（化名），从事生猪屠宰批发已有17年。
2009年的一天，他从东莞市南城区一家食品公司进了一批生猪，是未经分解的半扇肉，这批肉具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且加盖了“验讫”印戳，亦有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签封。然而，在运输途中却被大岭山镇食品执法部门扣留。
食品安检办工作人员称：“你在南城区进的货，只能在南城卖，不准在大岭山镇卖！”黄被警告如不执行，将被取消经营执照。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黄得知，
黄自此走上奔走之路。两年来，就“东莞镇街生猪垄断问题”他上网发过帖，向媒体和上级官员投诉，却发现这一层纸的背后是铜墙铁壁。
自2008年元旦起，肉贩们不得自主选择生猪供应商，由每个镇区食品公司的定点屠宰场“代宰”统购统放，控制了定价权，此举遭到肉贩的强烈反对。几年来，东莞的大岭山、茶山、石碣、寮步、中堂、高埗等十余镇街，先后发生了肉贩罢市，越演越烈。
2010年元旦，东莞高埗镇300多个档口的肉贩集体罢市，长达10天左右。罢市原因是高埗猪肉批发搞垄断，屠宰一头猪从70元变成125元。
肉贩们的抗议，源于不满食品公司和屠宰厂对其强行“揩油”，期冀打破食品公司垄断经营。
当地镇街对食品公司施压，食品公司则被迫临时出高价雇人，填补市场空缺档口。最严重时，东莞高埗镇肉贩罢市，政府甚至出动公务员上街操刀卖肉。
“代宰”利益链
黄峥嵘告诉本网记者，在以往的历次肉贩集体罢市事件中，肉贩与镇街政府谈判，政府均声称新政策是为“保证食品安全”，对于如何打破内部垄断，却鲜有实质动作。
据东莞肉贩向国川介绍：东莞实行“代宰制”，全市每天都要屠宰7000头生猪，在其下辖的32个镇区内，猪肉实行划片经营，市区内各镇区的生猪也不允许流通，形成了“画地为牢”的格局。外地冷却肉即使有《出入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等合法手续也不允许销售，否则视为“私宰肉”，遭查扣没收。
肉贩罗文章称，猪肉经营户须统一到各镇街食品公司去抓猪，经屠宰场严把质量关，盖检验检疫盖章后，方能上市。
一个可资佐证的实例是东莞的“双汇事件”。 2009年4月提倡的肉品大市场流通理念的双汇鲜冻肉进驻东莞，对本地供应格局构成冲击。随后，鲜冻肉在流通中，遭遇近十个镇街的阻拦，并被要求全部下架。
本网记者了解到，生猪运到屠宰场后，每头生猪的屠宰费用为50元，其中包括加工费25元。此外，还需交纳税费25元，检验检疫费3.5元，以及供应商所收取得20元场地管理费，配送运输费6元左右。
黄峥嵘说，这样一来16元/公斤的生猪经层层加码后，市民在市场上看到的猪肉价格便是32元/公斤以上了。另据众肉贩反映，食品公司每批发一头生猪，连同税收可获净利200-250多元左右。
东莞市茶山镇综合市场肉贩袁惠光说：“现在生猪供价完全是由食品公司定，其中的差价平均每公斤肉2元左右，他们能赚到20%的差价。经过层层，最终转嫁由消费者买单,无形中抬高了当地物价。”
本网记者调查了解到，“代宰制”一定程度上衍生了局部垄断。其路线图是：垄断档口（勾结市场方控制档口出租），垄断配送（每斤猪肉至少加收约1.5元—2元配送费），被迫“私宰肉”（为维持生计个体户无奈偷卖私宰猪）。
东莞肉贩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猪的出肉率平均为75%，如果肉价是每公斤32元。肉贩
影子权力
生猪批发信息的不透明和监督失范，导致了肉贩们的心理失衡。他们始终怀疑，食品公司与供应商暗箱操作，向镇街政府官员输送利益，滋生权力寻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莞的食品分公司下放镇管理后，当地政府将其看作一个直属企业来看待，每个镇街依托食品分公司为载体，只设立一家政府认可的定点屠宰场，原有的手工屠宰场则一律关闭取缔。在享受了“一把刀”的专营政策后效益可观，由于有当地镇街政府企业的参股，每年上缴或分成给当地镇政府达数百万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肉贩向本网记者算了一笔账，东莞各镇街的食品公司每头猪获净利250元，以平均每天卖出200头猪计算，一家食品公司一年365天便可获利1825万元。尽管食品公司是一个企业，不具执法权，但各镇街食品公司仍聘用了稽查队盘查肉贩，经常发生冲突。
在黄峥嵘看来，东莞每个镇街只有1-3位有资质的批发商，价格监管主要来自食品公司内部，很难保证不出现“监守自肥”。
曾在东莞某食品公司任职的叶惠初坦言，每日生猪批发定价是经过讨论的。所谓讨论，就是食品公司董事会成员坐在一起，以当天网上的生猪价格作为依据，最后自行敲定当天的生猪价格。“对于价格监管这一块，公司是自己监管自己。”
而生猪供应商为取得配送权，需与食品公司和市场管理者结盟，由市场方指定供应商给肉贩。据肉贩李大飞保守估计，供应商为获得镇街猪肉批发商资格，一年先后交给镇经贸办和镇政府的经费不少于百万。
黄峥嵘称：“实际上市场、工商所、供应商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形成利益共同体。否则市场你进不去，工商老来查你；你不卖他们的指定肉，进不了场，租不到档口。”
一桩发生在东莞清溪镇的普通刑案，撩开了官员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的灰幕一角。
监管困局
采购模式的平衡被打破后，私宰肉也成了一大“隐忧”。
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叶葆华称，一头猪从养殖到进入市场，大致要经过农业局、经贸局（负责屠宰）、工商局（负责市场流通）、卫生局（负责餐饮消费）等四个部门，由于管理分散，现在有“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的说法。
东莞多名肉贩向本网反映，在生猪检疫过程中，常常会发生逃税的“躲猫猫”游戏。检疫部门会故意将好猪鉴定为病猪，命令暂时运离，但过两个小时后，再运回原地，以此逃避纳税。
时至今日，自由采购环节上仍存在安全隐患，病死猪肉进入地下作坊，“改头换面”后上了市民餐桌。不法商贩一般用亚硝酸钠对病死猪肉除臭，添上色素，用盐腌制，再进行简单加工，制成火腿肠等腊制品，流入市场销售。
东莞市经贸局市场管理科长蓝越山说，私宰肉、注水肉成为食品安全的心头之患，而很多肉贩对获利讳莫如深。
“一头猪注水可达30斤，利润300元左右”黄峥嵘认为，这是政府及批发商对肉贩倒逼的结果，“肉贩没了利润。只能铤而犯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