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海岸线
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开发海洋，是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难题的根源。现在，最需要的是放慢开发脚步，“让大海缓口气”
碧海蓝天，青山一线，渡船从码头缓缓驶向此次海洋调研遇到的第一个大岛——龙盘岛。按当地提供的材料介绍，该岛面积17.4平方公里，与澳门相当。登岛后，本刊记者才发现，在最新版地图上仍然标示其为海岛，但早已“沧海桑田”，大规模的围垦已经将海岛变成了事实上的半岛，可以徒步向西走到陆地。据了解，围垦出的数千亩土地大部分正在开发为旅游度假别墅。
三个多月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每一次到沿海调研，都不得不直面类似“夺海”发展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我国大陆沿海
据2011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披露，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按交通运输部已批复的18个沿海港口发展规划，需占用
“海域空间的诱惑太大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容子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像江苏、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来已久，又受到耕地红线、占补平衡等土地政策限制，面对海域这块空白，全都冲过来了。”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占GDP总值的9.7%。她指出，这个占比是大概念，其中只有40%是统计自海洋产业增加值，60%为相关产业，是模型推算出来的，“目前，从实际上看，我国海洋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在5%左右。”她举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区等规划，“70%~80%是沿海经济，附带20%~30%才是真正的海洋经济。”
沉重的渔业
“我们的捕捞量基本上是零增长。”沿海A县海洋与渔业局长张猛的解释是，整个渔区捕捞强度已经远远超过渔业资源可以承受的强度，该县海洋捕捞强度控制工作已经步入“总量压减”的新阶段，产量增长已不再成为捕捞业发展的目标，“但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对我县传统捕捞业生存形成的巨大威胁，丝毫没有解除。”
我国近海曾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所谓渔场，专指有渔汛的地方。A县所在的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个个消失了。现在，我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
张猛举例大黄鱼说，上世纪50年代，福建发明了敲罟作业方式，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黄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一网打尽，造成灭绝性捕捞。上世纪80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基本绝迹了。“现在，一条三斤多的野生大黄鱼超过万元，想当年一斤5分钱都没人要。”他苦笑着说。
“管理渔业捕捞，主要是捕捞量和马力吨位。现在产量虽然控住了，但是马力吨位没有控住。”据张猛介绍，沿海许多船实际已超过1000马力，但证书标牌不到600马力，“因为600马力以下由省渔业局批准，超过600马力审批要到农业部去。”目前，沿海1/3的渔船实际马力与标牌不符。因此，捕捞强度不但没降反而在增强，更加剧了渔业资源枯竭。
“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太大，网目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对于该县42万吨的年捕捞量，张猛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捕捞量已经超过资源再生能力的一倍以上了。”据统计，东海区所有渔获物中，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现在仅剩连性成熟都达不到的带鱼和小黄鱼。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我国捕捞能力及早引导向远洋渔业呢？
一位不愿署名的海洋专家向本刊记者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搞分田到户，结果集体渔业也分包到户了。生产方式决定了捕捞业尤其是远洋捕捞业不能分船到户。结果，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具有南海捕捞能力、能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失去了原有的外海捕捞能力。而山东荣成当年海洋渔业公司没有分船到个人，后来成为领跑30年的全国闻名的远洋渔业大县。
在他看来，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无处释放的捕捞能力围聚近海，竭泽而渔，“虽然现在有禁渔期和禁渔区，实际情况是‘三月不开网，一网全打尽’。”而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间接后果是，曾经作为我国海洋主权维护“排头兵”的中国渔民，有不少也逐渐从东海和南海等海洋权益维护第一线退了出来。
“过去我们的渔船常年在南海作业，很多岛礁都是渔民停靠和晾晒鱼货的地方，在维护权益和显示主权上远比军舰、海监船和渔政船巡视一圈更实用有效。而且，当时渔民都是配备武器的民兵建制，周边国家谁敢惹？”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渔民不配武装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武装力量开始大肆侵占我岛礁、频频抓扣我渔民渔船，“现在，渔民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经常不敢去南沙等传统渔场作业了。”
海洋“工业化”
最令海洋国土管理者和研究者们着急的，还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围海造地、填海连岛。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土资源部特聘专家方克定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围海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围海晒盐；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围海造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围海养殖。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填海高潮，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填海、围海造地的规模远超过去，“旗号都是发展海洋经济。”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围海造地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高速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过100平方公里，2009年为179平方公里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十一五”期间，围填海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700平方公里。
而本刊记者在沿海某省B县了解到，就其临港经济，该县过去三年来已填海连岛围填21.8平方公里，未来三年还将围填33.5平方公里。相邻的C县已围13.5平方公里，正在围填40平方公里的围垦计划。面对一眼看不到边的围填地，本刊记者询问围填有无海域使用证，当地负责人士回答，“在申请”；工业项目在哪？“还没有，正在招商。”
沿海某省海洋管理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局面完全是三方“合力”的结果。从地方政府“块块”的角度看，近年民营经济不活跃，于是，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意愿格外强烈，都惦记着中石化、中石油，有一个项目落户，当地政府就活了；从部门“条条”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批出了大量工业项目，很多涉海；从行业角度看，规划部门要求包括钢铁、石化等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向沿海转移，尤其是央企纷纷东移。
“现在，还无法确定海洋经济概念向大工业扩展究竟是好是坏。”据他的观察，至少可以确定，“目前表现出来的行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给海洋带来了压力。”他的担心是，“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大增长、大财税，同时也可能把海洋资源环境原来50年、100年的承载能力，在5年、10年内用光。”
该研究人士20多年海洋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开发与保护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时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开发了，就无法保护了。”比如渤海，正是不同季节冷暖水的变化，鱼类才能正常地活动。2003年曹妃甸围填建坝时，环评书还在争论该留4个涵洞、6个涵洞还是9个涵洞，结果在施工现场一个洞都没有看到。现在，曹妃甸生态已经发生了严重影响。当地不得不准备建桥炸坝。
“‘十一五’期间，项目上得太快了，多少大桥一夜之间就架起来了，多少堤坝一下子就升上去了。围完了，头三五十年的税收甜头真甜。以后真出了事，苦头谁去尝？”他又讲了某省的故事，“规划部门以水利专家为主做了一个滩涂围垦规划，写进了某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赫然写着5年之内要围垦270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该省水深
“270万亩在水利专家眼里是光滩。我说你错了，你一脚踩下去有多少生命？这些滩涂生物繁衍带动着多大的长远经济利益。”他现在痛感国内研究海洋的专家太少，“现在下海搞工程的，大部分都是从陆地转行过来的，对海洋特性没有整体的了解，对工程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估计不足。”
“不向海洋发展我们干什么”
沿海C县发改局局长徐文龙打开该县的海洋发展规划图，指着四个小岛所涉海域，告诉本刊记者，“这四个岛连在一起，大概是4000亩的围垦面积。东南边可以安排一个5万～1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码头，或者两个5万～8万吨的液体化工码头；北边可以摆放4个5万吨的煤码头；西边将修一座联通陆地的跨海大桥。利用四岛开发带动两翼临港产业，陆海联动。”
对于搞大港口的资金问题，徐文龙并不担心，“现在，国内高速公路已经大部分完成了，省级以上的高速公路投资公司正在积极向港口进军。这些公司说了，除了缺项目什么都不缺，十年二十年不赚钱也不要紧。”相邻的B县已经走在了其前面，某内地高速公路开发公司为B县正在围填的港口项目投资100亿元。
4000亩只不过是C县向海发展的一部分。按照该县规划，2020年要完成6万亩围填海任务。现在，徐文龙最头疼的是，海域使用证国家还没有批，“我们发展海洋经济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海域使用认证太麻烦了。”海洋部门管用海，水利部门管筑坝，国土部门管用地，环保部门管环评在其看来，且不说能否通过，就是通过，正常审批至少需要6年时间，“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申报工业用海，还要事先把所有项目作假编造好，何必呢。所以，只能报用途为种植和养殖的农业用海。”他解释说，如果报产业用海，要交每亩3万~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而报农业用海一分钱也不用交，“受项目环评和海域使用金这两条限制，我只能搞农业用海。”
徐文龙说，其实农业围垦也会遇到问题。围填后，作为农业用地属于国土资源部管。如果要转为建设用地，用地指标每亩至少5万。而用地指标不但需要国家计划，还要根据占补平衡政策，用一亩耕地必须补充一亩耕地。他笑着说，“最近，不是逼得浙江宁波造地都造到丽水的山顶上去了吗？”
“而且，即使这一关也过了，要搞港口发展，还要港航部门的审批。”徐文龙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1万吨以上的港口要由国家审批；5000吨的港口要省里审批；3000吨的港口要市里审批。我们县只能审批500吨的港口。”
怎么办？“我们先围了再说。”徐文龙实话实说，“如果不围，以后会越来越难。我们这种县级地方政府的项目，大部分相关手续都不全。否则，什么都别干了。”今年以来，C县所在的省政府，为了帮助各市县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每年拿出8万亩用地指标和1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海洋经济范围内的产业集结区建设。C县花费了大量精力搞出海洋经济规划，期望挤进去，最后由于一位省领导不同意而“功败垂成”。
对此，徐文龙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C县向海发展的决心不变，“我们陆域面积不到海域面积的一半，作为困在山地的沿海县，不发展海洋，能干什么？”现在，在县长的带领下，C县又提出了“蓝色国土绿色发展”的新思路，重新论证规划，“这一次一定打好环保概念牌。”
据C县一份内部最新资料显示，过去30年，C县的122个岛已经变为目前的99个。
“让大海缓口气”
十年前，国家海洋部门做过一项研究， 2010年后，中国海洋经济就应该进入一个平稳期，不能再加速。“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再追求速度。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刘容子分析说，“过去20年，沿海开发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进入到现阶段，不能再高了。”
前车之鉴就是日本。其濑户内海曾经流行水俣病、汞中毒，就是因为其沿海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彻底将濑户内海变成了“灾难海”。后来花了三五十年才得以缓慢修复；同一时期，日本用了20年时间将海岸全部人工化，变成了水泥海岸，海岸线遭到严重侵蚀破坏。最后，不得不用巨大的财力物力重新修复，重新恢复自然海岸。
方克定并不反对围填海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本身，并以深圳为例说，其早期的填海，无论是盐田港还是宝安机场，效益都很好，“经过严格论证的，该填还得填，像靠近香港的15平方公里的前海新区。但是，深圳湾已经缩小了1/3，以后就需要慎重考虑，不能再大规模围填了。”同样的问题包括胶州湾，德国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海湾，世界少见。现在填成了不规则状，缩小了1/3。
在他看来，围填海不能太快，要给科学家以观测研究分析的时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陷入了发展空间困境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隐患。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陆地的海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水自净能力减弱，赤潮泛滥，日本渔业遭受重大损失。
为防止悲剧重演，现在日本围填海更多采用建设人工岛的方式。神户的港岛和六甲岛、东京湾内的扇岛以及长崎市的香烧岛，都是十分知名的人工岛。方克定特别就此提醒地方政府，即使围填，也要重视填海方式的科学化，吸取别人的教训，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中国陆海关系从陆海统筹向海陆统筹转变过程中，围填要从现在对岸线破坏较大的截湾取直式和平推式，向离岸填海的人工岛式填海转变。既不改变海岸线的形状，又增加了抗击海浪侵蚀海岸线的能力。”
至于渔业，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在保护基础上稳定放缓近海捕捞，一方面还应该“走出去”发展远洋捕捞。我国远洋渔业在整个渔业中占比不到10%，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不过，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饶的公海变成了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远洋捕捞成本越来越高，捕捞配额争夺更趋激烈。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多种模式组建国家力量支持的远洋捕捞船队，有序地将目前集中在近海的捕捞能力释放出去，“像支持中海油那样支持远洋渔业，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采访的最后，当本刊记者询问我国海洋的修复能力时，多位受访专家还是抱有信心，毕竟经过这些年的大声疾呼，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思想也正在发生转变，“只要不再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与海相争，给海洋缓口气，大自然的自我修复会逐步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