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之时，就会直接限制竞争，扭曲市场供求关系。人们最后会发现，他们并未从市场管制中得到实惠。
7月CPI再创新高，推高7月物价的依然是食品，尤其是猪肉，涨幅近六成。不过有意思的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却表示，不能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国内的生猪价格，因为生猪价格上涨，养殖户得到了实际的收益。
周望军的这个说法，似乎明显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前不久在同北京一社区居民座谈物价时的一番表态有悖。据彭透露，国务院曾下发170余道文件给价格司，并且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
孰是孰非，并不重要。不过，同一部门两位主管物价的高官对猪肉价格上涨的不同说法，在我看来，无疑显露出了国家在物价调控中的尴尬角色。事实上，这种尴尬不仅体现在猪肉价格的调控上，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金龙鱼食用油最近将价格提高了5%，市场都把其看作是发改委早前对食用油企业“限价令”的废除。但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在回应市场的关切时却说，食用油限价令终结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食用油属于市场调节价格商品，由企业自主定价，并无“限价令”一说，更谈不上批准涨价申请。
发改委之所以要急着撇清自己在金龙鱼涨价中的责任，否认不存在“限价令”一说，看起来是舆论“误会”了发改委对食用油企业的调控意图。201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油脂油料价格节节攀升，为抑制食用油涨价助推通货膨胀，发改委当年11月曾召集益海嘉里、中粮集团等五家主要食用油企业座谈，打招呼各企业不涨价；同时为了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国家定向为这5家企业销售200万吨国储大豆和40万吨国储豆油。其中生产金龙鱼的益海嘉里分得近25万吨豆油。对自己这一以低价定向给数家豆油龙头企业销售储备大豆，进而平抑价格的做法，发改委的解释是，让利于消费者，并非下达限制涨价的行政命令，舆论把它理解为“限价令”是不对的。
谁也没否认发改委抛售国储大豆的行为目的不好，而且，仅就这一行为本身而言，正是一种市场化调控物价的手段。所以，发改委本不应“心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当然，要说发改委的行为没有行政干预，似乎也不对。问题是，发改委为什么最后会“同意”企业的涨价申请。原来国家已向几家企业定向拍卖了500多万吨大豆，国储只剩200多万吨，这些国家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动用。因而，尽管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但发改委可动用的筹码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同意企业涨价。可见发改委的无奈。
但发改委一旦发出放松价格管制的信号，市场就担心其他行业会步食用油行业后尘。事实也是如此，一些过去压着不让涨价的企业现在纷纷开始提价。于是很多人批评发改委不该将“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我倒不这么看待。与其像现在这般对价格最终“压而不住”，不如从一开始就不限价。人们之所以在通胀等某些特殊时刻希望政府管制该类商品价格，无非是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借助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可以摁住通胀这头“牛”的。
然而，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或者恰恰相反。当政府越俎代庖为市场主体计划一切，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选择，会直接限制竞争，扰乱市场价格信号，从而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结果要么导致黑市泛滥，要么导致生产者偷工减料，降低产品和服务标准。甚至生产者因为价格管制无利可图，干脆直接停止生产。无论哪种情况，对消费者都是不利的。以致人们最后会发现，他们并未从市场管制中得到实惠。
既如此，政府还乐于采用管制的方式来遏制物价，除了有民意的期待之外，原因还在于政府的自负。从理性和权力出发，政府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充当市场的“救世主”，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制定出合理的替代方法并在合理的市场空间得以实施，而市场管制对政府来说总是一种方便的管理手段。
本次物价上涨根源是货币发放过多，同时伴之以人力资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原材料成本的提升以及极端天气造成的农产品低歉收。所以，不在货币政策上下工夫，不去做好减税、降物流成本、提高工资收入、打破垄断等关乎物价的基础性工作，而只汲汲于用价格管制之类的行政手段去防通胀、控物价，是不大可能管得住物价的。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周望军才会说，对猪肉价格，国家将从扶植生产这个角度，既要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维持市场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