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义终于熬出了头。
他在河南驻马店经营着一个100头左右的小猪场。2011年猪价历史最高，他养的猪每头的毛利高达1000元，几乎是这个行业最高的收益。
然而，他心里却仍然不踏实，就怕“价格落下来赔得顶不住”。
2006年的时候，他就没顶住，在自家的养猪场上吊了，幸亏家人发现得早。那一年，他好不容易把100头猪养出栏，却赶上了生猪每斤2.4元的行情，一头猪还要亏500元。
那时候，正当王书义收拾家当想从猪场离开的时候，他所在的驻马店市关王庙乡一位信贷员登门。第二天，脖子上还带着勒痕的王书义到信用社贷了两万块钱，才度过一劫。
尽管这回终于赚到了，但养了近20年猪的王书义认为，他还是不知道政策会怎么变，感觉猪价“琢磨不透”。
不能用的免费疫苗
“畜牧局发的疫苗不能要。”王书义说。国家统购统销、免费提供给养殖户的蓝耳病疫苗，本是冻干苗，应该要冷藏或是冷冻，但自从在畜牧局看到常温堆放的蓝耳病疫苗后，王书义从此再没领过。
王书义今年年初曾经接到个电话，电话另一头是一位药厂老板，对方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要养猪了，买了一百多头猪仔。”王叮嘱道：“一定要打疫苗。”对方回了一句：“人家说新场养猪不用打疫苗。”等到两人再碰面的时候，王书义问：“你养的猪怎么样了？”对方答道：“全死光了。”
“喂猪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疫苗，光想着碰运气可不好。”王书义说。
小猪生下来7天就要打疫苗，仔猪买回来首先要做的就是防疫，但由于各地监管力度不同，导致养殖户对疫苗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像在北京周边一些养猪场，对仔猪防疫查得很严，而且第一次打疫苗的时候就要打上免疫耳标，戴在猪右耳上的这枚耳标是免疫标识，否则疫苗做得再全，如果不打耳标，当地兽医站还是认为没有做疫苗，禁止调运。
但全国养殖户几乎一致的看法是，畜牧局提供的免费疫苗不能打。王书义说他养猪没断过疫苗，但全部自己掏钱买。
“畜牧局发的疫苗不能要，他们拉来就垛在那，不给你送，也不通知，有的就过期了。”王书义说，像国家统购统销、免费提供给养殖户的蓝耳病疫苗，本是冻干苗，应该要冷藏或是冷冻，但王书义在畜牧局看到的是常温堆放的蓝耳病疫苗，他从此再没领过。
不过他还是舍不得买进口疫苗。到现在为止，他只买过一次进口的猪链球菌病疫苗，“人家的打一次能控制百分之百不发病，我们自己打的打两次能控制到百分之九十。”不过，按价格算的话，国产疫苗打两次的费用还是低于进口疫苗。
除了可能存在的疫苗过期原因之外，免费疫苗的质量和副作用一直为人诟病，河北衡水市的徐朝峰养猪属子承父业，但他接手养猪场的时候，父亲首先告诉他去哪里买疫苗，因为前几年徐家的养猪场吃过免费疫苗的亏。
当时他们领到的是口蹄疫疫苗，给猪打完之后很少形成抗体，副作用倒挺厉害，容易造成母猪流产，还有可能诱发蓝耳病。
小猪防疫、大猪治病，在养殖户看来，都是和畜牧局无关的事，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在乡镇或村里建起了兽医站。“我看不好的猪就是死。”王书义说这话的时候，外人听不出来是自信还是悲观。
但“谁的猪有病谁自己看”已经成为多数养殖户的规则，他们不想找兽医站，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兽医站的人态度傲慢，而且“看好看不好先要100块钱出诊费”。
每个县的养殖户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圈子，像王书义这种治病防病的高手是不可或缺的人，徐朝峰就曾经因为猪接二连三的死到处找人，最后打听到邻近县城有个养猪的治病有一套，但因为害怕猪病传染，双方只能在电话里交谈，颇费了一番波折才把病猪医好。王书义也经常接到电话，同样是电话里“问诊”，“治得住就治，治不住就死”。
除了疫情这个难以预料的因素之外，大多数养殖户对于猪的成活率都很清楚，王书义养的猪这段时间拉肚子，“搞不好要死几个”，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天气太热，他已经尽力给猪场安了电扇、拉了水管，但仔猪的成活率依然在50%左右。
从小猪生下到260斤左右出栏，整个饲养周期是8个月——当然，“瘦肉精”可以缩短这个周期，这个时候就可以给猪贩子打电话了。
“驻马店老李”
王书义说：“我没见过比猪贩子出价高的屠宰场。”
在很多地方，只要付钱就可以轻易得到生猪的“三证一标”，生猪出栏前的检测更是形同虚设，“经纪人”或“猪贩子”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轻车熟路。
关王庙乡有个收猪点，王书义也有几个熟识的猪贩子，打完电话之后，对方会开个小三轮过来，把猪拉走，或交当地屠宰场宰杀，或凑满一车之后准备调运。
其实，王书义所说的猪贩子严格来讲是“生猪经纪人”，他们领来收猪的人，自己的要价正常来讲是一头猪提成5块钱。
王书义很多次提到“驻马店老李”，此人就充当着这种角色，因为猪贩和屠宰场不通过经纪人，经常收不到猪，而散户如果不通过经纪人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
在农村里，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这种“经纪人”，都是村里的中老年男性，他们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消息灵通，善于讨价还价促成交易，由于既掌控猪源，手头又有买猪客户信息，如果一个猪贩子想进入陌生市场，肯定要先打听谁是这个地方的“经纪人”。
王书义喜欢和“驻马店老李”聊天，因为老李养猪确实有一套，用王书义的话来讲，此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老李也做饲料生意，曾经给王书义送过来几袋“瘦肉精”，但“瘦肉精”事发之后，老李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但在收猪这件事上，“经纪人”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有时候对猪贩子还是个保障，因为有些猪贩子的口碑很差，例如在秤上做手脚、缺斤短两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候一只猪能少称20来斤肉，这导致很多养殖户对陌生猪贩子怀有抵触心理。
但猪贩子依然是养殖户最理想的收购方，因为养殖户每次出栏的生猪数量有限，很难单独装满一车(一车一般在150头到200头之间)，直接和屠宰场联系，又经常遭遇压价。王书义就说：“我没见过比猪贩子出价高的屠宰场。”
王书义家的猪大部分会被猪贩子调运到外省，像上海、深圳等地，如果按照我国动物检疫的检测制度，这些猪会受到很严格的检测，例如生猪外运时必须通过养殖地的检疫部门检疫，获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和五号病非疫区证明三大证明，并佩戴耳标。但在很多地方，这一过程称为权力寻租的乐土，只要付钱就可以轻易得到生猪的“三证一标”，生猪出栏前的检测更是形同虚设。“经纪人”或“猪贩子”解决这些问题都是轻车熟路。
“运到深圳一头猪能赚100元。”王书义替猪贩子算账。生猪在运输过程中会因为饥饿和大小便而“掉肉”，一头猪可能轻6-7斤，而且路上难免有猪死掉，但到了深圳还有办法补救一下。进深圳之前，生猪被拉到一个客运站，那里专门有人负责给猪“打食”，直接把喂食管插到猪的胃里，每只猪会被“打”三到四斤流质食物，然后被送往屠宰场秤重。
除了调运到外省，也有很多人养的猪被当地市场消化。
贺旭辉的养猪场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以前开着农用三轮车走街串巷卖肉，后来投资了一个60头规模的小型养猪场。
按照我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但是，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除外。另有规定为：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可以设置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生猪产品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
他因此托关系想申请成为“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生猪产品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但手续一直没办下来。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杀猪卖肉，他常常杀了自己的猪还不够，还得去农户家里收猪来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