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质疑，有人认为，导致猪肉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供需关系紧张。受年初肠胃炎疫情的影响，大量母猪死亡，仔猪、生猪的存栏量下降，导致后期市场上猪肉供应量减少。同时，受“瘦肉精”事件的影响，整个生猪行业经过整顿，外地猪输入量减少，导致市场上货源紧张，抬高了猪肉价格。
其二，圈养成本上升。目前市场上的玉米价格较3月初相比，环比上涨超过了16%。此外，其他如饲料、杂粮、工人工资等均出现上涨，多种因素联合推高了猪肉价格。
这两个原因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猪肉价格上涨，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
首先，猪肉供需并不紧张。据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出栏生猪是2.3亿头，环比同期增长2.5%。而截至2011年5月份底，我国圈养生猪4.53亿头，高于2010年同期存量4.3亿头，这表明圈养生猪数量总体处于上涨趋势，猪肉供应量未见大幅缩减。其次，生猪圈养成本上升的幅度，远远抵不上猪肉价格飞涨态势。据四川省畜牧局测算，饲料原料及人工成本上涨导致生猪成本每头增加170元左右，对猪肉价格影响大约8毛钱左右，远远抵不上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幅度。第三，猪肉价格处于恢复性上涨。从价格走势看，当前猪价同比涨幅高，部分原因是去年6月份生猪价格处于近年价格低谷，价格同比基数过低，根据猪肉价格周期定律，低谷期随后就是上升期，因此，现在的价格属于恢复性上涨。第四，20年来，猪肉价格波动明显减少。以目前猪肉价格对比2007年上半年的情况，猪肉、活猪、猪仔平均价格的涨幅均在20%左右。如果剔除20年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猪肉价格处于平稳性增长，波动明显减少。
还有人认为，猪肉涨价是外资进入我国生猪产业所致。笔者认为，尽管外资投行于2006年年底进入我国生猪产业并逐步增强话语权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中国政府对他们未来投资的政策导向并不明朗以及当前较为敏感的通货膨胀等因素，外资投行尽管已经开始垄断经营，但还不至于能主导猪肉价格上涨。
对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的分析，不应该仅局限于生猪生产、流通等环节，更应该放在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大背景下，密切结合目前央行不断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屡次加息以及CPI指数不断升高等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笔者认为，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大量超发的货币导致居民货币购买力大幅下滑所致。反映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就是房价、油价、粮食、蔬菜等等消费品齐涨，CPI指数上涨。而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由于较为集中，因此被高度关注。所以，有关部门不应该就猪肉价格问题来解决猪肉价格问题，而是要跳出来看待猪肉价格波动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及时解决猪肉价格上涨背后所反映的实质性问题。
猪肉价格上涨的最大受益者是谁?如果撇开宏观经济走势问题，单看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肯定受益。不过，同样是受益，差距却很大。
目前国内生猪养殖户，可以分为国内散养户、中小型集中养殖户和外资控股或参股的大型集中养殖户等三类养殖户。其中，散养户占比最大，比重接近一半，尽管散养模式成本低，但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市场议价能力较弱，经常在大规模亏损和小范围受益之间徘徊。
而高盛等大型国际投资银行，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投巨资布局中国生猪产业，正如四大粮商集团进入并垄断我国大豆市场一样，他们仍采用了操纵市场，低价进入等惯用伎俩。现在他们已经在生猪养殖、加工、销售等关键盈利环节，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对生猪产业链垄断局面。此次价格上涨，他们是大赢家。
面对外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养猪等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政府、种植户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需要从宏观战略角度，积极联手参与竞争。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海外投资银行在中国业务的监管力度。高盛等大型国际投资银行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从来不敢实施恶意垄断。这是因为，美国具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严厉反垄断法以及惩戒措施，迫使投行不敢铤而走险。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运作等方面，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导致投行有恃无恐。因此，我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投行在华业务的监管力度，细化监管要求，对违规者采取严格的惩罚措施。
二是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领域的安全防护意识。近两年来，外资在农业领域渗透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流通背景下，资本领域对于农产品市场秩序和规则的冲击不断增强。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对外资进入我国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等领域企业，进行严格安全审核，防止失去越来越多的涉农产业话语权。
三是散养户要积极借助“公司+农户”的模式，提升综合实力。尽管这种模式在内部利益分成、规范关系管理等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但此模式有利于散养户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市场议价能力，提升市场盈利能力。同时，对稳定区域物价水平，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农村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链融资模式建设。农村金融机构需要主动与当地政府、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中的相关企业合作，构建稳定性高、抗风险强、运作良好、效益明显的农业产业链条，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健康有序发展，防止海外资本、国内游资以及不法分子恶意垄断，操纵物价，损害产业链条各环节利益，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