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背后的现实隐忧
基础设施的建设隐忧
在本属汛期的5月，洪湖失去了水。
洪湖市滨湖办事处渔业新村渔民张开举坐在自己的渔船上，无奈地望着干涸的洪湖。离他不远处，4 岁的小女孩小雨，正在水草疯长的湖底找寻贝壳。这是旱情发生后，懵懂的孩子们发现的最有趣的游戏。曾经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满目尽是淤泥和干裂的湖床。
张开举第一次打量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域：洪湖是一个“碟”形湖泊，即使湖心也没有很深的湖沟，这个结构使洪湖不仅装不了多少水，更经受不起干旱。春旱刚发生时，他和与他一样生活在湖心的100 多户渔民，还曾帮助人们缓解周边旱情，将白花花的湖水抽进灌溉渠里。“谁也没有想到，连湖水都能旱干了，等我们要解旱情时，才发现根本无水可取……”
这是旱灾中“水乡泽国”洪湖的一个缩影。监利县、公安县、石首市灾情同样深重。
5月，在旱情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时，荆州市水产局局长肖家浩和副局长赵恒彦曾多次带指导组下乡指导抗旱。“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旱情呈现出使‘江河断流、沟渠干涸、鱼池见底’的特点，我们相对老化的设施，几乎没有引水、蓄水的功能。”市水产局副局长赵恒彦说。
依江而立、一直被称作“水袋子”的荆州，怎么会无水可取呢？
据了解，江汉平原的水系被称为四湖流域，由长湖、三湖、白露湖、洪湖四大湖及成百小湖泊组成。水多时，大小湖泊一起接纳；水少时，大小湖泊一起出水抗旱。然而，近年来，人类活动不仅让江汉平原众多小湖泊消失，甚至四大湖中的三湖、白露湖也逐渐消失，使得整个江汉平原的调蓄功能严重削弱。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说，洪湖本来连通着长江，以往四五月份，他们都会打开闸门，让长江水与洪湖水相互连通，这样不仅让江水与湖水形成一体，长江中丰富的鱼类也会对洪湖形成补充。但今年长江水位也非常低，水面在闸底以下，无法自连通。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即使湖泊、水库、塘堰、河沟水资源有限，但紧邻长江的地方还是有水可取。但长期以来，荆州饱受水患之害，故重防洪排涝，轻引水灌溉，所以排水设施比较齐全，引水设施却严重不足。旱情发生后，洪湖、监利等水产大县，普遍缺乏引水设施，抗旱都是紧急从外地引进的抽水泵。
不仅如此，荆州市渔业专业池塘少，工厂化养殖更是微乎其微，大多养殖生产是以农渔两用或多用的水库、水塘为主，配套设施不完善，缺乏发电、抽水、增氧等设备，稻田养鱼的规范化程度低，靠天吃饭的成分很大。在近70 万亩精养鱼池中，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挖的，到现在已经有30 多年历史，大多鱼池没有得到及时改造，排灌、供电设施严重老化，池塘淤塞严重，池塘水容量有限，保水深度平均不足1.2 米，抗灾能力不强。
基础链条的观念隐忧
大旱，或许将放缓荆州水产养殖品种结构调整的脚步。
监利县汴河镇邓亩村滨临洪湖，傍螺山渠道，全村有12 个村民小组，483 户人家，版图面积10180 亩，水产养殖面积6800 亩。
以往的5、6 月，是渔民们喜笑颜开看着小龙虾丰产的季节。但今年，李垓庭等人却愁容满面。李垓庭家的养殖面积有250 亩，其中，甲鱼10 亩，虾蟹混养240 亩。4 月份前，他刚投入22万元购虾、蟹苗和饲料。天一旱，他赶紧又投入5 万元打井、抽水用于抗旱，但收效甚微。这个村更多人出于成本考虑而没有选择抽水，“只能降低养鱼的密度，渔民的收入肯定受影响。明年，我们不敢再投入搞养殖了，就算接着做，也想只养殖‘四大家鱼’类的，虽说赚钱少，但养殖风险小，销售市场也算稳定。”不少渔民说。
2007年，荆州调整水产发展思路，确立“重抓水产”战略。在养殖品种结构调整中，打破“四大家鱼”一统天下的局面，让“虾兵蟹将”扮演成水产业中的“重要角色”，并明确培育特色养殖，坚持发展“小龙虾、黄鳝、河蟹、龟鳖、黄颡鱼”五大名特优产品的发展方向。但旱灾，在打击养殖户们信心的同时，更让不少人选择资金回撤或调整养殖品种，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回归传统养殖品种，而放弃名特优品种。荆州水产养殖，量大而不优的发展瓶颈问题将再次凸显。
渔民“散户”的抗风险隐忧
李垓庭唠叨养殖越来越难搞，并非中国人简单的自谦之辞。像他这样单打独斗的养殖户，生存主要仰赖于老天眷顾和市场行情。
在他所在的邓庙村，483 户人家中，从事养殖的不少，养殖亩数从10 余亩到数百亩不等。虽说搞养殖，一方面要看天时，另一方面要与渔病疫情作斗争，但很多人依然坚守，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愁销路。
往年，小龙虾丰产时，监利的几家大中型小龙虾加工企业会将车开到村里去收货。李垓庭这样的养殖户如果选择把小龙虾卖给企业，那么这条供应链就在当地发生，省去了交通劳顿之累。但这，只是种松散的购销关系。而这种购销，并非订单式，企业与养殖户，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关系。遇上灾害和市场波动，养殖户与企业，均承受着不可承受之痛。
目前，荆州市渔业生产仍以分散的小生产为主，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发展程度低。一时的价格高企，依然是吸引养殖户们大量涌入的关键因素。面对灾害，养殖户只能单枪匹马、各自为政，不能有效组织与协调抗灾、救灾、减灾措施。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主要表现在：灾情出现时缺水的与水源较好的养殖户之间不能很好的协调，不能将苗种转移到水源较好的池塘暂养以渡过难关；成鱼和苗种被迫起水上市时，缺乏有组织的运销和市场信息，以至低价销售也难于出手；抽水、增氧等设备及药物不能很好的协调使用，难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现实的情形，需要原本兼业的农民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彻底放弃水产养殖，还是把养殖当做主业来寻求规模效应？“散户”的逐步退出，或是抱团发展，这几年已在全国形成明确的趋势。一方面，国家政策明确鼓励养殖规模化，荆州也明确了重抓水产战略，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养殖业的规模效应越来越强。
农民们决定自己道路的思路，其实，在这几年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2007 年前“散户”们谈起水产养殖的意愿，往往是观察当前的市场决定的。这几年，荆州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开始让养殖大户们，决心通过规模化带来的效应，着重于事业的长期。
公安县章庄铺镇牛浪湖花白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养殖户们，在此次旱涝灾害中比较幸运，158 户合作社成员均未受“重伤”。这除了得益于他们受到了牛浪湖这片水域的保护，更得益于他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社组织形式。
有着4000 亩养殖面积的合作社社长万先文说，旱灾，只是影响了他们成鱼的生长，延长了上市期。在灾害发生时，合作社社员间互通信息，调剂鱼苗，探讨适合本地实际的养殖模式，并聘请水产专家授课，传授鱼病防治、生态渔业的养殖技术。规模效应和抗风险、抗灾害能力，已经在这个合作社中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但这样由政府主导、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在荆州还不多。应该看到，“散户”的退出，或有效组织，有利于市场对风险的把控，更有利于降低养殖户风险，使荆州渔业生产规模化，实现公司+ 渔业专业合作组织+渔户、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运作，提高渔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在荆州，渔业生产规模化、组织化之路还很长。
预警系统的缺失隐忧
郑卫东、叶雄平是长江水产研究所的两位专家，旱灾中，他们与水产研究所的曾令兵博士等4人，受国家农业部和全国水产推广总站指派，作为抗灾指导组成员，参与了对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抗旱救灾指导工作。
在荆州，当看到龟裂的土地、泛塘的鱼池、欲哭无泪的渔民时，专家们十分痛心和纠结。一场干旱，对荆州这个水产大市渔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对亲鱼培育、孵化、苗种培育、成鱼养殖、生产成本、产品结构有太多的影响。”最让专家们心痛的，是荆州在面对灾害时的措手不及。
郑卫东向记者出示了来自于仙桃、洪湖、监利三地的水产抗旱救灾报告。截至6 月2 日，干旱，对仙桃造成的渔业经济损失为1.7 亿元，对监利造成的损失为4.48 亿元，对洪湖造成的损失为5.3 亿元。
分析原因，专家认为，在灾害中，三县市所采取的救灾、抗灾措施近似，仙桃损失相对较小的关键，是对灾害的预见、预判，以及提前介入和着手。“仙桃组织各级部门打井抗旱，比荆州仅仅只是早了3、4天。”郑卫东介绍，“一般一个地区，专业打井队只有一支，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荆州有些地方的专业打井队先期接了仙桃的活，荆州则请的湖南的打井队。”
叶雄平教授在指导救灾之后，用两天时间撰写了《干旱对渔业的影响》一文，从干旱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到渔业如何应对灾害，以及灾后思考，从一个水产专家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提出：“灾害过后，荆州应学会逆向思维，加强灾害预警机制建设。”他认为，国家对地震等大的灾情有预警机制，在科研上也有如鱼病预警机制，同样，荆州应在加强灾害防范方面建立预警机制。“早知道，早预防，才是减少损失的最好策略。”
考虑为渔民上保险
记者在发稿前获悉，荆州市水产部门已经在灾后反思中，制订出具体措施方案。
荆州市水产局副局长赵恒彦介绍，一方面，将提高、加强渔业抗旱工作的思想认识，指导各级渔业部门提前做好渔业抗灾救灾预案，及时预警。另一方面，加强渔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渔业水、电、路、沟渠、涵闸等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搞好中低产老化鱼池的改造升级，积极争取国家改造鱼池项目，按照“小改大、浅改深、低改高”和“水深3 米、护坡硬化、渔机齐全、水电路配套、排放达标”的标准，发动渔民大搞精养池标准化改造，力争在5 年内将现有的老化鱼池全部改造完毕。同时，加强鱼苗繁育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育苗技术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提高苗种繁育技术水平。
此外，荆州市水产部门还将探索推进渔业保险制度工作。目前，我省已开展了政策性“三农”保险，对水稻、奶牛和种猪等实施保险，近期还新增了油菜和棉花保险试点。渔业作为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之一，荆州将考虑建立健全相关保险制度。尤其是针对旱涝大灾应有政策性保障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地方发展水产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渔民增收提供保障，降低灾害对渔民带来的损失。
【荆州观察】
□记者 杜敏
历经磨难教益深
一连两期，《荆州日报。产经周刊》以《大旱接大涝：荆州水产业接受“大考”》为题，聚焦灾害中、灾害后的荆州水产业。
在这两期篇目中，记者以新闻人的视野、角度、责任和使命，深刻分析了荆州水产业在大旱接大涝中显露出来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现的种种问题及其原因；深度思考了荆州在迈向“水产强市”进程中应该如何更新发展观念、如何加固产业链条、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进而如何抵御自然灾害、如何适应市场波动等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说，文章透过自然灾害的表象，触摸到了正在加速转型中的荆州水产业的软肋。
纵观荆州的自然禀赋，丰富的淡水渔业资源是最具比较优势的。近几年来，在“重抓水产”战略的推动下，我市充分挖掘“水产大市”的资源潜力，加速建设“水产强市”，并一举赢得了“中国淡水渔业第一市”的称号。然而，荆州水产业在迅速发展、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外强内虚”的问题。如同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少年，在家里看起来很健壮，可一经风雨，就即刻感冒、发烧。在此次大旱接大涝的恶劣环境中，荆州水产业在基础设施、经营理念、组织结构、产业构造、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内虚”问题就暴露无遗。
从客观方面看，荆州绝大多数水产养殖户还是采取的传统散养模式和“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祈求的是广种薄收和望天收；荆州绝大部分养殖水域还是自然形态的构造，经受不起大旱的龟裂、大涝的冲刷；荆州绝大比重水产品还是以鲜销为主，严重受制于市场的销售形势，“蝴蝶效应”非常明显。
从主观方面看，荆州在运用国家惠农政策和地方财力、引导和支持淡水鱼加工企业发展方面还缺乏力度，致使他们的发展相对滞后，满足不了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养殖结构不断优化的需要；荆州对水产养殖户的市场引导、技术指导、信息服务在制度、体制、机制设计上不够完善，致使大部分水产养殖户还只是茫然地“跟着感觉走”，无法把握市场动向，无法抵御市场波动；荆州的多数淡水鱼加工企业还固守于加工领域，和水产养殖户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购销关系，而没有主动向养殖环节延伸、扩展，与养殖户构建起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关系；荆州水产业的产业链在加工、销售环节明显薄弱，很难牢固地连接产品与市场。
如果上述种种问题能够得到认可，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理一理思路呢？比如：在促进荆州水产业发展上，如何像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那样，拿出“货真价实”的激励政策，安排“真金白银”的专项资金？
在优化荆州水产业的组织结构上，如何像培育名特优新水产品那样，精心培育市场主体？
在构筑荆州水产业的产业链上，如何像抓养殖环节那样，做大做强淡水鱼的深加工环节？
在强化荆州水产业的基础设施上，如何像抓基本农田开发整理那样，改善养殖水域的硬件条件？
在提高荆州水产业的市场影响力、竞争力上，如何像抓支柱产业那样，加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提高科技含量、加速培育主导产品？
在增强荆州水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上，如何像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那样，对水产养殖户在政策、信息、技术、销售等方面给予贴身服务，继而提高他们的市场适应力？
在保证荆州水产业的资金需求上，如何像抓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那样，对水产养殖户提供信贷支持？
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大旱接大涝，让我们正在成长的水产业经过了一次惨烈的磨难，蒙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大旱接大涝，让我们急需转型的水产业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经受了一次难得的考验。
大旱接大涝，让我们看到、悟到了如此之多的深层次问题和道理，这显得非常难得、弥足珍贵。正所谓：“大考”之后求大悟，历经磨难教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