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水产行业10大转变

    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中国水产业相当纠结的一年。站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的地方，犹如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种天地苍茫的感觉。

       此时此刻，暂且不去回顾过去。还是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看一下在未来10年中，中国水产业将面临什么、我们应该都做些什么吧。笔者将自己的思考，归纳为10件大事，希望就这10件大事的选择和分析，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未来、关于这个行业的思考。

1、 尽快实施《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从鼓励到管制

    根据2000年12月1日实施的《渔业法》第十条，国家鼓励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适于养殖的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也就是说，现行的渔业法对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是鼓励的，并且没有任何准入门槛。但是《渔业法》实施10年后的今天，水产养殖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10年中，中国水产养殖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为全球市场贡献了大多数的新增需求和替代需求。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南美国家的水产养殖业也在迅速发展，并与中国养殖产品在国际上形成直接竞争关系，最主要的有越南的鲶鱼、泰国的南美虾、印尼和中南美国家的罗非鱼等。由于单位水体养殖密度和产量的不断提高、养殖水质的不断恶化、大部分水产养殖苗种的不断退化（南美虾、罗非鱼等除外），养殖病害问题愈发严重，抗生素使用量不断增加，药物残留和产品安全性问题日显突出。水产养殖产量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价格（无论外销还是内销）都不断下降，养殖者的利润和经营风险不断加大，产品质量也因此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

    水产品不是粮食，不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不是CPI统计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必考虑粮食安全的问题，不必过多考虑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的问题。水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和外国消费者（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营养和健康动物蛋白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国家今后对水产养殖行业的管理，应该转变为：为市场提供安全优质、价格合理的水产品。其中安全优质是第一考虑因素，价格合理（不是价格低廉，也不是价格昂贵）是第二考虑因素。国家鼓励充分利用适于养殖的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的战略，则应该调整为：国家实施《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下的合理利用适养殖水域、滩涂，发展养殖业战略。

    《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总量上和各个养殖品种的养殖面积和产量上，通过许可证管理，有效地规范水产养殖产量。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大起大落式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从而步入精细化管理的模式。《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管理制度，与《捕捞许可证》制度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水产养殖许可证》的关键在于：1）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明确各主要养殖品种的许可证数量、每个许可证允许养殖的区域、允许的养殖方式、允许的养殖面积和投放苗种的数量、养殖密度（MAB，maximum allowable biomass，单位水体最大允许生物量）等，从而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目的。2）确立许可证发放数量总量控制的原则。不再以追求养殖产量最大化为目标，而改为追求养殖产品安全、可持续养殖和市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3）通过许可证制度的引入，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奥林匹克”式粗放竞争的养殖模式，改为“控制总量、提升价格、进而提升品质”的养殖模式，引导中国从水产养殖大国向水产养殖强国的产业转型。4）通过许可证制度，引导水产养殖向区域专业化、集约化、生态化发展，向中西部发展。5）将《捕捞许可证》淘汰和《养殖许可证》的发放结合起来，引导渔民向养殖户转化。6）确立分品种、分区域、分养殖方式的养殖总量控制原则。国家通过《养殖许可证》的发放，来控制一定区域内的养殖品种、养殖面积、养殖产量的总量，并保证养殖许可证发放的有序，不随意滥发新的养殖许可证。同时放弃《养殖水域许可证》制度，让市场来调节养殖水域的使用费。随着养殖总量受到政府管制，所有养殖该品种的许可证持有者的利益将被捆绑在一起。他们就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如南美虾养殖者协会、罗非鱼养殖者协会、大菱鲆养殖者协会等），共同对该产业实施生产、质量和安全管理，并开展有效的市场营销，以取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保证了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虽然消费者可能会为此付出多一些）。7）确立养殖许可证的可转让制度。在养殖许可证发放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随着该品种市场价格的不断提升，养殖许可证本身的“含金量”也在不断提升。养殖者如果因为退休或其他原因希望推出该行业，他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该许可证，或者赠与给自己的后代。养殖大户（或者大型养殖企业）希望扩大养殖规模，也可以通过购买许可证的方式。许可证本身的市场转让价格甚至会超出当年该许可证养殖利润的很多倍。

    总之，《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是未来中国水产养殖业，甚至整个中国渔业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根本制度，是个总纲，纲举目张。

2、 建立水产品营销基金：有营销体制，才有强大产业

《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可以解决养殖者“有恒产证有恒心”的制度问题，将养殖者的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但要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则需要建立水产品营销基金制度。持有某个养殖产品许可证的养殖者，将成立该产品的协会，该协会会员将通过缴纳会费（国家也应该给予相应补助）的方式，委托专业市场营销公司（如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在国内或国际市场开展针对性的营销工作。通过市场营销提升该产品的知名度、扩大该产品的消费，最终扩大该产品的总需求。在养殖总量受到政府控制的前提下，总需求的扩大意味着市场价格的不断提升，从而导致养殖者养殖利润的不断提升，以及（为进一步提升产品价格而不断增加养殖投入）由此导致的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的不断提升。

《水产养殖许可证》作为制度的保障，《水产品营销基金》作为实现市场价值的手段，珠联璧合，将使水产养殖业走出目前的困境，进入上升式发展的螺旋。

3、 优势“小类”水产养殖品种的确定和良种选育：少就是多、精而不杂

建国以来，我国从世界各地引进了上百种水产养殖品种，得以大面积养殖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因为（当初或后来）国际市场的强劲需求（欧洲鳗鲡、斑点叉尾鮰、罗非鱼等），从而引发国内大规模养殖，属于“两头在外型”（外来品种、国外市场）品种；第二类是引进品种替代国内传统品种（大菱鲆代替牙鲆、加州鲈代替花鲈鱼、美国红鱼代替大黄鱼、革胡子鲶代替胡子鲶、淡水白鲳代替银鲳鱼、罗氏沼虾代替日本沼虾、斑节对虾代替中国对虾、太平洋牡蛎代替近江牡蛎、牛蛙代替青蛙等）引起的，属于“进口替代型”品种；第三类是以上两种原因共同推动的（如南美白虾和小龙虾（克氏原螯虾））。这些成功的品种占全部引进品种的不到20%，其余80%的引进品种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80%不成功或不太成功的引进品种中，主要是因为不具备上述一个或两个条件。

    同样地，我国传统水产养殖主要品种，包括大宗淡水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鳊鱼等）、河蟹、梭子蟹、青蟹、青虾（日本沼虾）等，养殖产量也在不断提高，但增长速度不高。

    无论是引进品种还是传统养殖品种，目前都存在着病害频发、食品安全、良种落后、种质混杂等问题。虽然大多数养殖品种基本实现“原种化”，但“良种化”率仍然较低。除少数品种（南美虾、罗非鱼等）在引进国外良种和学习国外良种选育技术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外，大多数大宗养殖品种的良种选育，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平上。目前只有“黄海一号”（中国对虾）、“长丰鲢”、“中科三号”（异育银鲫）、彭泽鲫鱼、松浦镜鲤等少数中国自己选育的良种进入大规模商品养殖。

    下一步，建议工作重点从随意引进新品种、靠市场规律自然淘汰法则的“粗放式”养殖品种选择模式，逐步向优势“小类”水产养殖品种选择和良种选育的模式转型。全世界在吃鱼的“杂食性”方面，只有日本国民可以与中国国民“有一拼”。除了中日两国，其他所有国家在吃鱼方面都表现出相对比较明显的“专一性”。中国由于历史、地域、文化、烹饪的多样性原因，对各种品类水产品的需求比较分散均衡，因此需要在各个水产品“小类”中，选择出“小类优势品种”。比如，建议在目前养殖的七种鲆鲽类鱼类中，重点发展大菱鲆，在目前养殖的四种主要对虾中，重点发展南美白虾等。下面是笔者初步建议（本人不是苗种专家，这个重点发展品种仅供专家参考）的重点品种清单：

    小类优势品种的选择要有明确标准，主要包括：1）市场需求量大（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传统产品替代性强；2）生长速度快、容易养殖、抗病力强；3）广温广盐性，适合在不同区域和水域养殖；4）肉质鲜美、口感细腻、脊间刺少、烹饪容易；5）对饲料中鱼粉蛋白要求不高；6）可以通过良种选育改良种质；7）不会对本地品种和养殖环境造成严重破坏；8）营养丰富均衡、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其他营养成份。

    小类优势品种的选择要非常慎重，要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一旦选定，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该小类中对选定品种实行“排他性”保护，通过政策来扶持优势品种发展和抑制（甚至禁止）其他品种养殖。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少数优势品种，应该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和整个水产养殖行业的一个共同理念。因为良种选育和育苗、养殖技术研究、技术熟化推广、鱼类营养需求研究和饲料配方研发、渔药疫苗研发、消费者需求研究、产品市场营销，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可以逐步形成。随意变换养殖品种，“朝秦暮蜀”、“见异思迁”式的养殖思维，是非常短视和有害的。挪威的三文鱼养殖战略、丹麦的虹鳟鱼养殖战略、泰国的南美白虾养殖战略、印度的斑节对虾养殖战略、印尼的罗非鱼养殖战略、越南的鮰鱼养殖战略、美国的叉尾鮰养殖战略、尼日利亚的尼罗鲈养殖战略，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长期战略的成功典范。在引进新品种方面，渔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慎重审批，抑制一些水产研究所、台湾和大陆的苗种公司“喜新厌旧”的短平快引种行为，制止以打着“促进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旗号的“消化不良”、“狗熊掰棒子”式的盲目引进。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引进养殖新品种上这么宽松、这么随意，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明朝和清朝。

4、 把控制鱼粉和替代鱼粉提高到战略高度：没有面粉，就没有面包

全球鱼粉产量从2006年起，基本稳定在500万吨不变。水产养殖中饲料中鱼粉使用量占全部鱼粉使用量的比例，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1%，跃升到2008年的60%。随着鱼粉价格超过10000元/吨，优质鱼粉使用越来越集中于高档水产养殖、乳猪养殖和毛皮动物养殖的少量几个产业，而这几个产业的产品由于市场售价高，呈现出越来越强的需求刚性。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8公斤饲料，生产1公斤猪肉需要3公斤饲料，而生产1公斤三文鱼却只需要1.2公斤饲料。水产养殖在鱼粉和其他饲料原料的利用率方面，显然比养牛和养猪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

这就好比在房地产调控的高压下，少数大城市市中心的“豪华公寓”由于稀缺性呈现出价格坚挺。随着高档养殖水产品（三文鱼、鳗鱼、金枪鱼等）产量和需求量的不断扩大，中低价格养殖水产品饲料中使用鱼粉的比例将越来越低，除非中国也走高档水产品养殖的发展道路。

就像法国生产路易威登和香奈儿的高档箱包、美国生产Coach中高档箱包、中国生产大众箱包一样，日本养殖蓝鳍金枪鱼就是路易威登、挪威养殖三文鱼就是Coach、中国养殖南美虾和罗非鱼就是大众箱包。

中国未来将不仅仅生产大众箱包，也需要生产自己的Coach（比如大菱鲆、大黄鱼、军曹鱼、黄尾鰤、），因为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甚至还会生产自己的路易威登（中国养殖的蓝鳍金枪鱼）。这就需要我们把控制鱼粉资源和寻扎鱼粉替代品提高到战略高度。要尽早从鱼粉的源头抓起，控制主要生产国秘鲁和智利的鱼粉资源（通过收购、控股参股、许可证等方式），同时提高国产鱼粉的质量和产量，并积极寻找鱼粉替代方案。

    2010年5月，香港上市大型综合性渔业公司----太平洋恩利公司，通过其下属公司----新加坡上市的中渔公司，收购秘鲁的Deep Sea Fishing S.A.C公司全部股份，增加其秘鲁鳀鱼的捕捞权，使其在秘鲁北部及南部的可捕捞秘鲁鳀鱼总量，由目前的4.85%和7.11%，上升至5.08%和7.87%。而同时，中国水产上市却在控制鱼粉资源方面，还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秘鲁鳀鱼、智利竹荚鱼资源还大部分掌握在当地渔业公司手中。这方面有可能需要我们国家通过信贷支持方式，支持大型的国有水产上市企业和国有水产企业，去收购掌握有鱼粉原料鱼配额的秘鲁和智利渔业公司。

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水产品加工中心，每年加工厂产生的大量下脚料（都是生产鱼粉和水解鱼蛋白的原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中国本国还在浪费几百万吨小杂鱼（也可以用来生产鱼粉）投喂养殖海水鱼；中国本国沿海捕捞的小杂鱼，在进入鱼粉加工厂前的保鲜水平还需要改进。中国国产鱼粉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需要得到很好的提高。

浓缩水解鱼蛋白作为鱼粉替代品、南极磷虾粉代替鱼粉，都是未来的选择，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和投资，争取早日取得突破。

在主要养殖鱼类的营养需求研究方面，中国还非常落后，研究水平还很初级，从而造成我们的水产饲料配方的技术含量不高，大量优质鱼粉被浪费。由于鱼饲料技术含量低，诱食性和适口性差、饲料转化率低，造成养殖者不愿意放弃使用小杂鱼投喂，从而造成小杂鱼资源的浪费。

因为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主要还是中低档水产养殖的生产大国，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大力发展杂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养殖，适度发展肉食性鱼类养殖。对于肉食性高档鱼类养殖，要特别注意市场营销，使其市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避免使用大量优质鱼粉养殖出来的高档水产品，在市场上以低价贱卖。

5、 加快商业渔业向休闲渔业的转型：钓的不是鱼，是心情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商业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下降，商业渔业向休闲渔业（包括游钓渔业）转型将成为必然。这个过程是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休闲渔业协会（ASA）2008年的报告，美国有接近4000万游钓爱好者(其中16岁以上者为3000万)，超过高尔夫爱好者（2440万）和网球爱好者（1040万）的总和。在美国3000万16岁以上的钓鱼爱好者中，有2500万是淡水钓鱼爱好者，因此休闲渔业对淡水渔业和内陆渔业转型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休闲渔业年总消费额（包括渔具、车船、修理、交通食宿等）超过450亿美元，产业链很长，产值远高于渔获物价值，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为1250亿美元，为联邦和州带来的税收为164亿美元，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1百万人。美国的钓鱼者和游艇拥有者，每年缴税中有6亿美元被用于渔业资源保护和准入，美国钓鱼者在2006年缴纳给联邦政府的税收为9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当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年度总预算。

    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出，钓鱼是一项老少咸宜、深受大众喜爱的休闲运动，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后的一项重要休闲活动。发展休闲渔业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渔业资源。希望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者，能从战略高度看待休闲渔业。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河流、湖泊、溪水、水库和大海，修建成钓鱼和休闲的广阔天地，摆脱目前在池塘、公园人工湖“人造钓鱼”的尴尬局面。发展休闲渔业的关键是要利用税收杠杆，采取“钓鱼许可证”制度，将出售钓鱼许可证的税收用于鱼苗的增殖放流、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钓鱼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指示标志、信息服务、宿营区、渔具商店等）。

6、 着力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和海洋牧场发展：在大海中耕耘

　　随着海水陆上养殖、滩涂养殖和浅海养殖水域的日趋减少和养殖密度的不断提高，深海养殖和海洋牧场将越来越成为未来的趋势。

　　深海养殖是未来商业水产养殖的一个新兴分支。深海养殖技术和设备的领导者是挪威，挪威AKVA集团是这个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拥有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部设备、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中国的几家企业在引进和模仿挪威技术的基础上，在国家产业资金的支持下，已经研发和生产出类似的深海网箱和相应的配套设备，价格不到挪威设备的50%，当然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解决方案水平，比起挪威公司还有不少差距。

　　目前沿海许多地方都在开展深水网箱养殖试点，主要有山东、浙江、广东和海南等省，尤其以广东和海南的深水网箱规模最大。山东主要的养殖品种是真鲷鱼，广东和海南的主要养殖品种是军曹鱼、黄鰤鱼和金鲳鱼，以海南临高的深海网箱养殖规模最大。目前中国深海网箱养殖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不是技术和设备问题，而是补贴政策、资金和产品市场销路问题。

　　深海网箱养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当地政府给予的补贴也往往被当地渔民套取，造成大量网箱闲置。如海南临高对每口网箱补贴5万元（相当于免费赠送网箱），但补贴对象不是个体渔民而是渔民合作社，因为深海网箱养殖的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行业，个体渔民很难胜任。但实际执行中，却发现部分当地渔民为套取补贴，临时拼凑起一些假合作社，补贴到手后即放弃养殖，造成大量网箱闲置。渔民放弃养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组（四口）网箱养殖每年需要50-60万元流动资金，而他们大多数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外行有实力的企业，有资金却缺乏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不敢贸然投入。

　　对此，笔者的建议是采取综合措施解决问题。首先，要鼓励当地大型渔业企业进入深海网箱养殖业，将补贴给予这些大型企业。大型企业有资金和实力，如果管理到位，养殖成功率会大大提高。其次，要扶持成立大型养殖合作社，每个合作社的成员数量争取达到50人，同时通过银行贷款帮助合作社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第三，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产品的市场销路。而这就涉及到养殖品种的选择。金鲳鱼和军曹鱼都是当地人喜欢的海鱼，素有“第一鲳（金鲳）、第二芒（军曹）、第三第四马鲛郎”之称，军曹鱼还被称为“热带三文鱼”。鰤鱼主要市场在日本，是生鱼片的重要原料，出口日本有不错的市场。

中国主要海水养殖品种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6-2009

　　笔者认为，这三种深水网箱养殖鱼类都为肉食性，味道鲜美、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具备成为中高档海水鱼的条件，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其都很不熟悉，需要聘请专业水产品市场营销公司（如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大力开展持续性的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经费可以来自于国家的专项经费支持，也可以采取营销公司不收取营销费用，而是直接提取总销售额的10%作为服务费的方式。

    深水网箱养殖试验一旦取得成功，将会迅速复制，上述三种鱼类养殖规模也会迅速扩大。那时就需要采取《水产养殖许可证》制度和养殖区域承受力规划制度，保证深水网箱养殖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样，那些目前在南方沿海使用小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的海水鱼（如大黄鱼、美国红鱼、石斑鱼、鲷鱼等），也可以采取深海网箱养殖，鱼的品质和口感也会大幅度提高，市场价格也会随之大幅度提高。

    海洋牧场概念是不同于深海网箱养殖的全新概念，主要是通过在特定区域大规模投放人工鱼礁，吸引鱼群和海洋生物在人工鱼礁区繁殖和生长，主要适用于平缓的大陆架和大陆坡海域，我国沿海可以实现海洋牧场的水域就比较多。

　　从钓鱼者的角度，人工鱼礁可以形成极好的垂钓区。美国人工鱼礁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休闲渔业紧密结合，因此深受垂钓爱好者的拥护，对美国休闲渔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思路发展休闲渔业，将会很好地推动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的发展。

7、 海洋渔业捕捞方式的两个大转变：减就是加、赔就是赚

　　渤海、黄海和东海向休闲渔业转变

　　随着中国不断崛起，我们与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南海的摩擦和争端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有着历史、主权、军事、经济、渔业、石油、海洋资源、航运等多重因素，问题复杂而敏感。

　　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1996年加入），沿岸各国领海基线外12海里内是其领海，领海基线外200海里是其专属经济区。一国的领海内严禁其他国家捕鱼，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可以允许其他国家捕鱼。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因此中日双方的专属经济区互相交叠。日本主张应按照中间线原则划分，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认为冲绳海槽才是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由于存在争议，中日在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同样，中韩、中朝之间在黄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上，也一直没有达成协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越两国就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达成的协议，已经两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于 2004年 6月 30日生效。这是中国的第一条海上边界，对于其他海区的划界具有典型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中日韩朝等国，在黄海、东海海域有领土争议的主要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目前日本实际控制）和日韩之间的独岛（日本称其为竹岛，目前韩国实际控制）。但双边渔业协定涉及海域内的捕鱼，与存在领土争议岛屿没有直接关系。

　　由于中日、中韩专属经济区划界未定，双方都是通过双边渔业协定的方式来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捕捞实施管理的。《中日渔业协定（修订后》2000年6月1日生效实施，《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生效实施，《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2004年6月30日生效实施，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与周边国家签署的全部渔业合作协议。此外，中朝之间也有着多年的渔业合作关系。

　　上述三个双边渔业协定中，得到较好执行的是《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主要原因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得到明确划分，部分原因是越方对中方较多让步，中方在共同渔区得到的捕捞许可证数量超过越方，中方从越方得到的过渡性安排水域捕捞证数量，也多于中方发给越方的数量。但中日和中韩渔业协定的执行情况就不太理想，主要原因是渔业协定造成中国渔民传统渔场被大大压缩，中方捕捞渔船数量要远远多于日方和韩方，“僧多粥少”造成大量没有合法捕捞许可证的中方渔船进入暂定水域捕捞，或者有合法捕捞许可证但采取违规作业或违反作业条件等方式捕捞，或者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偷渔”现象的大量存在，背后反映出的却是我国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国家给予渔民大量补贴安排渔民将渔船报废和实行转产，一方面是渔民拿着国家补贴的同时违规建造更大马力的渔船。一方面是国家鼓励渔民向水产养殖、休闲渔业和其他行业转产，一方面是大量内地农民上船成为雇佣渔民。2006-2009年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总马力数为1420万千瓦、1471万千瓦、1525千瓦和1549千瓦，仍然在继续增长。如果算上捕捞技术、捕捞效率的提高和未被统计的无证渔船，捕捞能力对渔业资源的压力在国家强力政策的压制下，仍然在“顽强”地高速增长，不仅对中国本国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压力，也“外溢”到对邻国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压力。在全球海洋渔业资源都严重衰退的今天，中国渔民给本国和邻国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要彻底解决非法捕捞的问题，需要彻底转变渔民的生产方式，将商业捕鱼转变为休闲渔业，同时严禁非法私自造船和非渔民成为渔民。根据美国的经验，休闲渔业产业链很长，大部分渔船就地淘汰销毁，部分转卖给非洲沿岸国家和南太平洋岛国，留下少部分渔船升级改造为休闲渔船（比如海钓渔船、海上观光游船等）；部分渔民成为休闲渔船的驾驶员、导游和服务人员，部分渔民转向为休闲渔业服务的相关行业，如休闲渔具制造业、休闲渔业服装和装备制造业、经营渔具店、休闲渔业的住宿餐饮业、其他配套服务业等等。

　　同时要大力提高渔区教育水平。发达国家的渔业人口转移，很大程度上是老渔民的后代得到更好的教育，毕业后到大城市工作从而脱离渔业行业。

    南海向主权渔业转变

　　在南中国海，问题更加复杂，核心问题是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中国对西沙群岛的管理始于秦朝、发现和命名南沙群岛始于三国、在南沙从事捕鱼始于明初，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对海中国南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主权，沿岸各国和国际社会历史上对此也都没有争议。中国地图上显示我们南中国海传统疆界线的、由九段不连续的线条组成的“U”形线（俗称“九段线”），就将这些岛屿全部包括在内。

    但近年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沿岸各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纷纷占据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宣布各自的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中很多都与中国传统疆界线九段线冲突。

    问题最大的是南沙群岛的180多个岛屿，各国采用“实际占领”的方式宣誓主权，但中国坚决不予承认，但也往往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另外，即使岛屿主权归属问题得到解决，各国在确定领海基线和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上，也往往采取对本国最有利的方法。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又没有对这个复杂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邻国之间争论不休。

    自从1969年美国的《埃默里报告》出炉，南海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可燃冰和矿产资源也被逐步探明，南海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显得日益突出。随着中国的崛起，马六甲海峡航道的战略地位，对中国也显得日益重要。对海底资源和航道的争夺，正在成为南海问题的焦点。从短期来看，目前各国对资源开采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划界谈判的兴趣。但从长远来看，要取得对海底资源的所有权和开采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就成为关键，这必然引起对南海岛屿归属权的白热化争夺。

    要取得对南海岛屿的主权，历史传承和国际认可是重要的原则。如果历史传承和国家认可有争议，事实占据和事实利用就成为各国普遍采取的方式。目前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实际控制。南沙群岛情况最复杂，越南占据22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中国占据8个。在实际利用方面，其他沿岸诸国大都采取海上石油开发的方式（如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南海南部地区还没有一口海上油井，中国在南海地区采取的主要是渔民捕鱼的方式。

由于西沙、中沙、东沙群岛都实际控制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手中，历史上也有中国岛民在岛上长期居住的事实，主权归属比较明确。加之中国日益强大，航空母舰即将下水、海军日益强大、空军飞机作战半径日益扩大、渔政船日益大型化和准军事化、渔船日益现代化，对上述岛屿主权和和以此为界确立的中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争议不大。

问题最大的还是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一直以来，海南渔民都有在南沙群岛捕鱼，尤其以海南文昌和琼海的渔民为主，但1955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政府曾禁止渔民到南沙海域捕鱼。由于距离相对遥远、补给跟不上、沿岸国家的驱赶和追捕，海南渔民的渔船到南沙作业存在很多困难。

为宣誓中国在南沙的主权和实际利用，中国政府应该不计成本地扶持渔民到南沙群岛捕鱼，并派遣大型渔政船护航、提供给养和实施安全保护。目前海南渔民到南沙捕鱼使用的都是200多吨的小型渔船，建议主管部门从黄渤海、东海过剩的大型渔船、甚至大型的远洋渔船中，挑选部分状况好的渔船，采取国家从渔民和渔业公司手中赎买，然后无偿提供给海南渔民使用、并给予补贴柴油等方式，帮助更多的海南渔民到南海捕鱼。同时，政府还应该帮助他们解决渔获物的销售问题。

　　总之，南沙捕鱼不是一个单纯的渔业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经济问题。周恩来总理就曾经说过：“把海洋渔业资源搞清楚，把解决渔业问题和解决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和国际领海权斗争联系起来”。当年明朝永乐皇帝派郑和七下西洋，考虑的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以目前中国的实力和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岛）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南海捕鱼政策上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中国政府在南海渔业上赔钱越多，在石油、海底资源、航运上赚钱就越多。

8、 水产养殖业向海外发展：从远洋捕鱼到海外养鱼

中国远洋渔业起步于1985年，从西非到北太平洋，从南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东南太平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并经历了发展、辉煌、衰退的三个阶段。远洋渔业总捕捞量从1986年的2万吨开始，1989年超过10万吨，1993年超过50万吨，1997年超过100万吨并维持在该水平。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产量145万吨，随后不断降低并维持在100万吨水平，2009年产量为98万吨。

全球远洋渔业（包括大洋渔业和过洋渔业）起步于二次大战之后，由于技术、资金、实力等原因，远洋渔业主要由传统的海洋大国垄断，在这个行业中国是典型的后来者。受到技术、资金和入渔配额等限制，“后来者居上”的愿望并没有在中国远洋渔业行业得以实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在全球远洋渔业占有很小的份额（占全球公海捕捞8%左右），捕捞渔获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外销，是一个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行业。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解决部分就业（从业人员50000多人）和部分缓解对国内/邻国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

目前中国远洋渔业主要捕捞品种和作业方式有：鱿鱼钓（目前中国年捕捞40万吨左右，占全球捕捞量的10%左右，70%外销、30%内销）、金枪鱼沿绳钓和围网（目前中国年捕捞10万吨左右，占全球捕捞量的2%左右，其中90%出口，10%内销）、竹荚鱼拖网（目前中国在智利外海年捕捞15万吨左右，占该海域竹荚鱼年捕捞量的10%左右，90%销往非洲尼日利亚和欧洲）。上述三大品种占目前中国远洋渔业总产量的65%左右。

　　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沿岸国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下对本国渔业资源的保护不断加强，过洋性捕捞的配额越来越少，管理也越来越严格。同时，公海渔业资源和捕捞的管理权，也被各大国际渔业组织和区域性渔业组织所垄断，中国虽然参加了其中部分组织，但由于是“后来者”，话语权不大，得到的配额也不多。

　　总之，中国远洋渔业在上个世纪之交曾经有过的短暂“黄金时期”已过，今后的发展面临着无法逾越的资源短缺和配额屏障。绝大多数渔获物外销的事实，又使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更多捕捞配额的诉求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随着国内水产养殖业的日趋饱和、近海和邻国捕捞的日趋饱和、远洋渔业的日趋饱和，中国未来（除了发展深海养殖、海洋牧场之外）必然要大力发展海外水产养殖。

    由于发达国家对本国渔业资源的严格管理，中国远洋渔业中的过洋性渔业主要是到经济欠发达国家入渔。同样地，中国的海外水产养殖，也将主要是到经济欠发达国家谋求发展，可供中国选择的主要是南美洲和非洲。东南亚各国是水产养殖大国和强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我们投资的主要方向。

    南美洲和非洲都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大陆，人口众多且对水产品的需求旺盛，而且当地水产养殖的技术、资金、规模水平都还比较低，正处于从将本国水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换取外汇，到逐步转向供应国内和区内市场的转型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当地居民对水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要求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平。对罗非鱼、尼罗鲈、、南美虾、竹荚鱼、鲱鱼等低值鱼类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而罗非鱼、南美虾等低值水产品养殖，正是中国养殖者擅长的。这些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政府欢迎外国企业投资本国的水产养殖业，因为水产养殖业既可以供应当地所需的动物蛋白，又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和水资源。

    对于非洲，中国企业在当地已经经营多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也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西非各国、埃及、苏丹、东南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南非，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可选之地。对于南美洲，智利的水产养殖业（尤其是三文鱼养殖）已经很发达，且都是挪威等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当地投资经营，不建议中国企业前往投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拥有辽阔国土和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最具投资价值的。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古巴、委内瑞拉等靠近美国，是以水产品出口为导向的国家，也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中国企业在去海外发展，切忌单打独斗。而是应该采取：1）中国各地政府统一组织，2）各地龙头企业（饲料、加工和销售企业）带头投资，3）各地养殖户随后跟进，4）配套企业（苗种、渔药、科研等）同步投资。

为避免国内企业和养殖户之间相互竞争，可以采取“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采用的各地区分别“承包”不同受灾地区重建的模式。比如，可以采取广东省主要投资巴西，福建省主要投资南太平洋岛国，海南省主要投资东南非和南非，山东和辽宁主要投资墨西哥、阿根廷和西非。在各个区域划分好之后，省内各主要龙头企业和主要养殖县市，再进一步划分具体投资目标国的哪些省份和区域。这样，争取在每一个投资的国家和区域，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国内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共同投资，降低投资风险，同时避免相互竞争。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投资。一定要首先确定好主要养殖品种和主要目标市场，并准确测算出目标市场的容量和承受的价格，同时要意识到开拓当地市场是一项艰巨和需要耐心的工作，要做好市场营销和市场开拓工作。

中国企业发展海外水产养殖目的有四个：1）产能转移，将国内过剩的产能和劳动力部分转移到海外。2）供应国内，利用当地丰富和廉价的饲料资源、鱼粉资源、土地和水资源、劳动力资源，养殖出优质廉价（中国市场需要品种的）水产品，返销中国市场。3）供应当地，向当地居民供应（当地市场需要品种的）水产品。4）供应欧美。供应国内和供应当地应该成为主要目的。

9、 水产企业借力资本市场：让鱼长出翅膀

中国水产企业要大发展，必须要借助资本的力量。

目前中国上市的水产企业主要有三类：捕捞为主的企业（开创国际、中水渔业、中鲁渔业等）、养殖和加工为主的企业（獐子岛、国联水产、东方海洋、好当家、大湖股份、山下湖等）、饲料为主业的企业（通威股份、海大集团、天邦股份等）。此外，2010年上市的壹桥苗业是目前国内主要的扇贝和海参苗种企业，也是水产苗种行业唯一的上市企业。

2009年中国水产行业上市公司比较

　　纵观这些水产上市企业，可以看出：1）营业额差距很大。2009年主营业务收入，只有通威股份103.8亿元、海大集团52.5亿元、獐子岛15.1亿元、国联11亿元等超过10亿元，其他大多数上市企业的年销售收入都在10亿元以内。2）海珍品养殖企业（獐子岛、好当家、东方海洋等）的净利润率明显高于其他养殖企业、饲料企业和捕捞企业（开创国际净利润率高达18.75%，是因为其免交企业所得税）。3）苗种企业（壹桥苗业）的净利润率最高，但营业额最低。4）香港上市的太平洋恩利（2009年营业额112亿港币，净利润率9.19%）是捕捞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但净利润率明显高于国内上市的捕捞企业。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威董事长刘汉元、獐子岛董事长吴厚刚、国联董事长李忠，他们居然都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也恰巧都是笔者的同学。北大光华EMBA号称中国当代商界的“黄埔军校”。不知这些企业家卓越的管理和领导能力，与北大光华EMBA倡导的管理思想是否有着某种血脉相承。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水产企业的企业家今后要做大做强，恐怕要与自己“草莽英雄”的过去时代告别，用先进的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管理企业。这是题外话。）

    这样的水产上市企业结构，反映出：1）饲料企业利润率较低，尤其是以淡水鱼饲料为主的通威就更低，以海水鱼饲料为主的海大比淡水鱼饲料企业利润率稍好。2）养殖企业中，利润率高的獐子岛、好当家、东方海洋，都是以海珍品养殖为主，特别是以海参养殖重点。如果海参产业出现问题，这些企业的行业风险将是很大的。淡水鱼养殖企业的利润率却相对较低。3）壹桥苗业（也是以海参苗种为主业）的净利润率非常突出，显示了水产苗种行业在整个水产产业链中的关键作用。中国优秀的罗非鱼苗种企业（如鹭业水产、宝路水产）和南美虾苗种企业（如环球生物科技），将有机会成为未来之星。4）水产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另外一端水产营销，也是一个与水产苗种同样关键的行业，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上市企业，这个行业目前的领军企业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有可能脱颖而出。5）海洋捕捞企业都是以远洋渔业为主，但营业额和利润率都较低，显示出这个行业的“颓势”。远洋捕捞行业的“金矿”是高档海产品捕捞（如金枪鱼和对虾等），但这方面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捕捞配额，因此未来前景堪忧。

    这样的水产上市企业结构，也是不完善的结构，主要问题：1）高档海水鱼饲料行业缺乏领军的上市企业。全球最大的三文鱼饲料上市公司Skretting和EWOS年销售额分别为117亿人民币（折算，净利润率5.7%，2008年）和71亿人民币（折算，2007年），中国还没有一家海水鱼饲料企业可以与之相比。2）高档海水鱼养殖行业缺乏领军的上市企业。全球最大的三文鱼养殖企业挪威Marine Harvest公司2007年销售额为169亿人民币（折算，净利润率10.5%），中国目前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企业。3）水产苗种行业还缺乏领军的上市企业。全球最大的水产苗种繁育企业挪威Marine Farms公司（挪威三文鱼苗种为主）2008年营业额为9亿人民币（折算），中国的水产苗种企业还需要急起直追。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水产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初步完成，各个环节已经拥有了一批不错的企业。接下来的任务是行业整合、企业上市、兼并收购。最终的目的是做大做强，在整个水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甚至在整个水产产业链上，产生出世界级的中国水产上市企业。其中的优秀企业还可以到海外上市（如挪威奥斯陆股票交易所，是全球优秀水产企业最主要的上市交易所）。

    中国水产行业在下一个10年中，将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挑战。各个企业要认真研究各自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和机会，在“战略定位”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在各自领域内做大做强。未来水产企业发展壮大两大途径：1）一是向各自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形成纵向一体化优势，2）二是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上横向拓展形成横向专业化优势。前提是上市企业和准上市企业必须要在各自的主营业务领域进一步做实做强，形成竞争者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如獐子岛要立志成为全球最大的贝类和海珍品养殖公司（目标是加拿大Clear Water公司），东方海洋要立志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菱鲆养殖公司（目标是西班牙Pescanova公司），百洋要成为全球最大的罗非鱼养殖公司（目标是洪都拉斯的Regal Spring Tilapia公司），恒兴和粤海要成为中国的Skretting和EWOS，鹭业和宝路要成为中国的Marine Farms（挪威）和SIS（美国）。

    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各种金融手段，如私募股权（PE）基金，使准上市企业争取早日上市。已上市企业要利用股票增发等手段，通过融资来兼并收购同类企业，或者通过投资占据重要战略资源（如鱼粉资源、优势种苗品系、大水面和大海域的长期承包使用权、知名原产地、地理标识等）。未来10年的行业整合，将有可能产生出一批世界级的中国水产上市企业。但竞争也是异常残酷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战略和战术上都不能犯错误。

10、 可持续、负责任的水产品：为子孙后代谋

　　水产品在过去几十年中，历经了几个不同的阶段：1）第一阶段是满足人们都水产品的需求，那时人们关注的是能否购买到物美价廉的水产品。2）第二阶段是满足人们对水产品安全的需求，这时候人们关注的水产品是否安全、药物残留、重金属超标等。3）第三阶段是满足人们对水产品可持续生产的需求。可持续水产品（捕捞和养殖）认证、IUU（非法捕捞）渔业管理、鱼类福利、劳工问题、姚明拒吃鱼翅、反对商业捕鲸、反对猎杀海豹、反对转基因三文鱼，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家、媒体、有影响人士、环保主义者、超市、餐馆，甚至普通消费者，正发出他们的声音：我们不仅要吃鱼，我们还要吃安全的鱼，我们同时还想知道这种鱼的捕捞和养殖，是否会危及到子孙后代吃鱼。

　　近年来，养殖水产品的可持续认证成为趋势，美国的GAA/BAP（全球水产联盟）认证和欧洲的Global GAP认证是目前两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认证标准。一些新兴的水产养殖认证如AD/ASC（水产养殖对话/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背后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和推动）认证，也在逐渐兴起。野生水产品的可持续认证也成为趋势，MSC（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是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认证标准。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强调从海洋/养殖场到餐桌的产业链认证、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捕捞/养殖。已经远远超出仅仅局限于食品安全的政府官方认证（如中国官方的QC认证）、独立第三方认证（如SGS认证）、加工厂认证（HACCP认证）和零售商认证（BRC认证）的范围。

　　同时，消费者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知情权”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压力逐渐传递到国际零售商（如沃尔玛、家乐福等）那里，他们纷纷宣布支持可持续认证产品，并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只销售经过可持续认证的产品。

　　建议中国政府积极研究，资助中国的民间组织或行业协会，及早建立中国自己的可持续水产品认证标准。BAP和GAP等认证都是“挟消费者以令天下”，一旦通过可持续标准掌握了全球消费者的话语权，就可以通过收取每年证书使用费的方式（就如同中国DVD厂商被收取芯片的专利费一样），轻松获得持续不断的收入，还可以以不符合可持续捕捞/养殖的某些要求为理由，以另外的非关税壁垒方式，阻止中国产品出口，或者提高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使我们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 

作者简介：

樊旭兵，北京海桥市场推广公司董事总经理，资深农产品和水产品市场营销专家，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首席营销顾问。海桥公司为挪威三文鱼、挪威皇帝蟹、挪威鳕鱼、加拿大龙虾、加拿大象拔蚌、野生北极虾、加拿大牛肉、美国牛肉等许多国外农产品协会和政府机构提供营销服务。樊旭兵本人是九三学社会员、北大光华EMBA。

邮箱：fanxb@seabridg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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