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喜啖龙虾是出了名的。然而谁曾想到，曾经名动天下的“虾都”南京，竟有魅影漂浮——中旬以来，快报对“龙虾门”进行了连续报道。7月、8月，南京因为食用龙虾，导致出现“横纹肌溶解”疾病的患者已经突破30人，严重到需要住院的占到一半以上，最严重的病人，甚至进到重症监护室，并且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龙虾门”并非孤例，甚至有蔓延的迹象。潇湘晨报报道说，益阳市南县有市民因同样的原因患上同样的病。这样的病例，在多个地方也时有耳闻。
这样的群体性发病情况，应该是敲响了公共卫生事件防范的警钟。
有必要温习一下“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显然，由于范围还没有达到“严重”的态势，“龙虾门”符合“准公共卫生事件”的部分条件。然而，“龙虾门”如果处置不力，会不会蔓延成真正的“事件”，谁能轻下概念？
风起于青萍之末。30人被“龙虾门”放倒，或许这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这不能不让我们回忆起1988年因食用不洁毛蚶导致甲肝大暴发的事件。1987年的最后两天，上海市部分医院的肠道门诊中细菌性痢疾病人突然增加。流行病学检测发现，80%以上的患者发病前三天均食用过毛蚶，即一种生活在浅海中的食用贝类。
4天后，上海市全面禁止销售毛蚶，毛蚶引发的痢疾患者随之减少，不料，半个月后，卫生部门监测到甲型肝炎病例陡增，高峰时达到每天1万例。卫生部门在排除饮水污染的可能性后，从毛蚶中分离出甲肝病毒，同时发现88%的发病者明确自己吃过毛蚶。
一只毛蚶引发新中国有记载的最大一次甲肝暴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
面对深不可测的“龙虾门”真相，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事”小而大意，尤其是政府。唯有高度重视，积极处置“龙虾门”，并采取紧急行动，既防患于未然，又避免造成社会恐慌。这首要的一条是，政府应从防控入手将公共卫生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统一发布信息，统一实施行动，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可现在的问题是，围绕“龙虾门”，百姓七嘴八舌，专家莫衷一是，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而此时政府方面的表态却不甚清晰，权威的解释尚无踪影。
当然，有关部门亦有反应。以今天见报的内容为例，疾控中心表示，龙虾致病的原因还是没找到；而农林部门则表示，对于龙虾已经有了10多项检查，但是缺乏针对性（详见今日快报封7版）。
诚然，“龙虾门”的发生，对有关部门也是一种挑战，他们也不是神仙，可以立即把案子断个所以然。但是，早在2009年，上海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因洗虾粉泛滥而导致的“龙虾门”事件，在重磅打击之下，一年之后，上海的洗虾粉据报已绝迹，然而其他地方能说都做到了吗？因此，加强市场监管，严查违禁品混入食物链，是各级政府应尽之职。即便“龙虾门”不属公共卫生事件要素，政府也有义务站出来，以权威的声音对公众进行食品卫生教育，对身体不适宜食用龙虾的消费者预先提醒，对其他公众进行安全提示。
龙虾，原本都是乡野村夫所好，也鲜闻吃出病症的先例，而自从龙虾经济风行，不仅价格贵族化，种种令前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病也如影随形，比如添加剂养虾、化学品洗虾、空前繁荣的死虾贸易、“口水龙虾”的肆虐、污染加重之下龙虾的“吸毒”……吃出种种悲剧就已经注定。
在这个问题上，监管有没有到位，值得考问。如果总是媒体推一推，部门动一动，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着某种潜规则，毕竟，在多个地方，龙虾扛起了当地的消费经济，甚至带动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湖北潜江、江苏盱眙都把龙虾节新闻发布会办到北京，龙虾经济不仅仅成了一种养殖经济，更是成了地方名片。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如果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行政态度，不及时作出科学释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加重消费恐慌心理，对地方经济、龙虾产业必然造成严重打击。所以，在“龙虾门”事件中第一时间发声，既是为民生造福，也是为经济庇荫。
但是，吃出来的病是绝不容忽视的。“龙虾门”暴露的危害公共健康的萌芽，需要及早剪灭。如果我们能拿出武汉对卖死龙虾最高罚10万的监管精神，那些不法商贩和餐馆还能有运作的空间吗？那些禁用的化学品还能侵入人体吗？
“查不出原因、找不到针对性办法”，这对困惑中的公众起码是不够负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