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渔业产业，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我国有浅海、滩涂2亿亩，内陆水域2.6亿亩，还拥有辽阔的海洋资源，发展渔业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渔业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特点，是解决食品供给、改善饮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的重要产业。新中国成立后，用三年时间恢复生产能力，1952年全国水产品产量达166万吨，到1978年全国水产品总量达500万吨，是建国初期的十倍。前三十年的徘徊曲折发展，成就仍不容忽视，渔业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大农业中的其他产业。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的提升，要求解决“吃鱼难”的呼声日益高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国家水产总局于1979年2月召开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国务院在批转这个会议的报告（国发［1979］119号）中指出，水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渔业生产。此后几年鱼塘承包和捕捞业的生产责任制逐步推广，大大激发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中发［1985］5号文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指导水产工作的全面性、纲领性文件，提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重，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要求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的开发利用。“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对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步入“以养殖为主”的快速发展轨道。
2008年我国水产品产量4896万吨，是1949年的108倍；人均水产品占有量36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全国人均动物蛋白食物摄入量，有三分之一来自于水产品；渔业产值在大农业中的份额由建国初期的0.3%提高至10%左右；渔业吸纳近1500万劳动力，人均年收入达7500多元。渔业发展带动了渔业机械、渔船修造、水产品加工、运输及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一大批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
渔业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不仅很快就解决了“吃鱼难”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而且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成为稳定市场供应、平衡农产品价格的重要环节。渔业经济的贡献，可能超出一些人的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担心“谁来养活中国？”的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2008年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缺少了这近五千万吨的水产品供应，东南沿海以水产品为主要动物蛋白消费的居民，将如何做出消费选择，改吃肉食将需要多少饲料转化？大中城市的餐饮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打击？率先推行市场化改革，完善的水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以及水产品的长期安全有效供给，保持了供求关系的基本平衡，保持了水产品综合价格的长期稳定。水产品价格从未出现过大起大落，这对平抑农副产品价格、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要，水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进入本世纪以来，农业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认真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国渔业系统扎实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全面强化水产品质量管理，积极构建标准化生产体系、产品检验检测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连续多年开展科技入户、科学用药、科技下乡和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活动，推进渔业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总体来看，全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可信度较高，农业部及相关部委每年组织的产地或市场水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都在95%以上，水产品消费从未发生影响面较广、后果较严重的消费事件。
负责任的蓝色农业，以维护生态文明为立业之本渔业产业是以天然水域和天然水生生物资源为依托的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被喻为“蓝色农业”。养护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环境，维护水域生态文明，是这一产业的立业之本。发展渔业经济，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优先的原则，必须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养护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以促进和维护生态文明为前提。
随着天然水域的生物资源日趋衰退，压缩捕捞强度、加强捕捞管理成为工作重点。1995年，国务院批准首次在东海、黄海实行休渔制度；1999年休渔范围扩大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我国管辖的海区，涉及沿海11个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每年有11万多艘渔船、上百万渔民，实行为期两个半月至三个月的伏季休渔。从2002年起开始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又有数万艘渔船在三个月的禁渔期内，被禁止在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和通江湖泊捕捞作业。上述两项制度，是我国在渔业资源管理方面覆盖最广、影响面最大、管理任务最重的保护管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和高度评价。国内其他重要河流和湖泊也纷纷设立休渔、禁渔制度。
我国还严格实行渔船“双控”制度，控制并逐步压缩捕捞渔船数量和渔船功率总数，引导部分渔民群众转产转业、退出捕捞。1999年提出实施海洋捕捞“零增长”计划，2002年确立“十五”期间“负增长”目标，使各地真正树立保护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摆脱长期以来“以产量论英雄”的思维模式，注重渔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大规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使得限捕与增殖“双管齐下”。进入本世纪以来，每年增殖放流各类鱼苗超过100亿尾（粒）。2006年2月颁布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国发【2006】9号），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重要性，全国各地随之掀起增殖放流的热潮，2008年共增殖放流197亿尾（粒），2009年超过250亿尾（粒），尤其是放流中华鲟、海龟等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水生生物和水域环境保护行动中来。全国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40多个，有效实施水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
在水产养殖领域，养殖自身污染是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积极推广生态健康的水产养殖模式，加强养殖投入品的规范使用和管理，逐步减少直接使用小杂鱼等生物饵料，在港湾和湖泊水库等敏感水域减少网围网箱投饵养殖，发展生态型、环保型、节水型渔业。通过水域滩涂养殖规划，科学确定养殖区域，发展规模、生态布局和养殖容量，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水可以养鱼，鱼也能养水，蓝色农业建立在鱼水共欢、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当然，外源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渔民养殖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工程建设侵害水域环境的现象普遍存在，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渔业是高风险行业，安全生产意义重大。近些年加大了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农业部广泛组织开展“平安渔业”建设，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水上突发事件中的能力，支持渔业互助保险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与三十年、六十年前相比，我国已经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海滩救助和灾害防御体系，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保持了渔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负责任的渔业大国，引领世界渔业的发展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渔业生产的国家，传说七千多年前伏羲氏部落已经结网捕鱼，范蠡所着《养鱼经》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我国农民所创造的桑基鱼塘、稻田养鱼等传统养殖模式，以及沿海渔村丰富的渔业文化，都对世界渔业文明做出了历史贡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并不是世界捕捞大国，水产养殖也一直停留在天然苗种放养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我国几代渔业科学家的艰苦努力，相继攻克了“四大家鱼”及多种海、淡水养殖品种的人工苗种繁育技术，实现了由传统捕捞和天然养殖向人工养殖、耕海牧渔的历史性巨变，完成了其他农业产业千百年才完成的生产方式变革。
可以说，新中国农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而渔业科学家群体“用几十项人工繁育技术改变了世界渔业史”，当可相提并论。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得“以养殖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到实处，1988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目前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70%。近三十年来全世界水产品增量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最近几年，世界渔业大会，世界水产养殖大会，世界鲟鱼大会，世界对虾大会等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中国渔业，学习引进中国的养殖技术，我国也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批水产养殖技术人员。
我国发达的水产品，以及现代化的加工水平，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水产品，自2002年起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品贸易大国，每年输出数百万吨水产品。2008年水产品出口额106亿美元，是1978年的40倍，水产品出口额多年位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额首位。我国积极参与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远洋渔业虽然起步较晚，也已经跻身远洋渔业大国行列。我国还是世界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全球渔业贸易与合作的盛会。
中国较早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先后与有关国家签署13个双边政府间国际渔业合作协定、6个部门间渔业合作协议，加入8个政府间国际渔业组织，参与13个多边国际组织有关渔业的活动，在国际渔业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显着增强。我国3万多名渔政人员，不仅肩负着沿海与内陆水域繁重的执法管理任务，而且把认真履行中外渔业合作协定、专属经济区管理、涉外渔业管理、维权护渔等作为重要使命。我国还先后与美国、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国开展渔业联合执法，有效维护了区域渔业生产秩序，树立起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
